博饼非厦门独有的历史遗存(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 主题选项

[快乐蜂]

●明清时期，很多地区都有玩“状元筹”的科第习俗


●逐步流失的有关状元筹的游戏规则被移用到会饼上而得以保存



平分秋色明月照，巧合四红状元收。又近中秋月圆时，厦门人将再次迎来激动人心的博饼佳节。


伴随着叮当作响的骰子声，惊叫声、感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无贵无贱、无长无少、无拘无束，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参与公平竞争的博饼，其乐陶陶，全市大街小巷都洋溢着一种轻松欢快的过节气氛。厦门的中秋节因为有了博饼游戏，其热闹欢乐的程度一点都不亚于春节，在厦门经历过中秋的外乡人对这个城市印象最深的往往是博饼。


博饼已成为厦门地方文化的特色之一，也是厦门人引以为豪的风俗。不过，多年来，厦门人对博饼习俗及其起源的认识却存在着明显的误区。


晋江、台湾也博饼


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博会饼是我们厦门人过中秋的独特民俗，有些文章还认为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在闽南其他地方和台湾的部分地区也流行着基本相同的中秋博饼习俗。


例如，在闽南晋江、石狮有些乡镇也流传着的中秋节夺状元饼的习俗。人们聚在一起，取大小不一的月饼，用红纸贴上“状元”、“榜眼”、“探花”、“三会”等等名目，每人用骰子四粒掷入碗中，以四点红为最高，竞夺状元饼。夺得状元饼者，意味来年定有好运气，其玩法与厦门的规则基本相同。


在安海，中秋赌饼也已成为一种商业活动和大众游戏（《石狮日报》2001年12月10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福建风物志》记载：在厦门、漳州、泉州、金门一带，中秋节有“夺状元饼”的习俗。


在台湾省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一些城乡，至今还流行中秋博状元饼的习俗。状元饼是根据旧式科举制度的名称，按广式、潮式、苏式和宁式配套而成的大大小小63个月饼，每套包括状元、榜眼、探花饼各一个，进士饼8个，举人饼16个，秀才饼32个。有的会饼还有贡生、童生和白丁饼若干。状元饼最大，直径达一尺余，像脸盆般大，有的还用铁模印上状元游街或状元拜相一类的图像。其他月饼按科名地位逐级减小，饼上用红纸标明名称。在厦门对岸的金门县，金城镇吴厝社区发展协会每年庆祝中秋社区联欢晚会，都有博状元饼大赛。读者只要通过互联网用“状元饼”三字搜索，就可以看到台湾许多地区博状元饼的信息。由此可见中秋博状元饼并非厦门所独有。


博法并非郑成功部属发明


目前流行于厦门的博饼起源说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据说，300多年前郑成功据厦抗清，其士兵多来自福建、广东等地，中秋前后愈发思亲怀乡。郑的部将洪旭为了宽释士兵愁绪，激励鼓舞士气，利于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于是与当年驻扎在今厦门洪本部33－44号的后部衙堂属员，经过一番推敲，巧妙研究设计出中秋会饼，让全体将士在凉爽的中秋夜晚欢快一博。每会月饼按照各级科举制度的头衔，设有“状元”1个，“对堂（榜眼、探花）”2个，“三红（会魁）”4个，“四进（进士）”8个，“二举（举人）”16个，“一秀（秀才）”32个。全会有大小63块饼，含有七九六十三之数，是个吉利数字。因为九九八十一是帝王之数，八九七十二是千岁数，而郑成功封过延平王，所以用六十三之数。


可惜的是，所谓郑成功部属发明博状元饼的故事只是美丽的传说而已。不知这一传说的最初根据何在？就我所知，博饼游戏应该是从明清时期全国多数地区都有的玩“状元筹”或“状元签”的科第习俗演化而来。


“状元筹”（又称“状元签”），是明清时期流行于士人阶层的博弈用品，通常用骨质或象牙为材料，全副状元筹由63支长短大小不一的筹条（或称签条）组成。每支筹条上刻有从状元到秀才的不同科名和注数（注数类似于我们今天打牌时的分数或点数），以科名高低定注数，状元1支为32注，榜眼1支为16注，探花1支为16注，会魁4支各为8注，进士8支各为4注，举人16支各为2注，秀才32支各为1注，总计63支192注。


这是最常见的筹数，还有个别较少见的状元筹，全副有67支，除了上列筹条外另有传胪、会元、解元各1支，状元为64注，总注数为384注。


状元筹的玩法有谱可循，其游戏规则与厦门中秋博饼的规则基本相同。我在北京购得的一块清代象牙质状元筹谱上刻着：“状元：四红合巧得、五子一色夺、全色全收”，“会魁红三对，进士黑分相，举人二红，秀才一红”，因为此游戏靠掷6个骰子来博弈并以红四点为胜，所以又称“掷状元筹”、“掷状元红”。


“状元筹”的产生与流传


关于状元筹产生的具体年代已难详考。早在宋代，就有“状元局”的游戏，状元筹大概在明代就已出现，到清代盛行于全国多数汉族地区。清人顾禄《清嘉录》卷1《状元筹》载：“取科目名色，制筹为局戏，岁夕聚博，以六骰掷之，得状元者为胜，取及第争先之谶，谓之状元筹。”


状元筹的出现是与科举制密切相关的。自从隋唐以后，科举制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士人到农、工、商阶层都对科第十分尊崇，不仅政治、教育、文学等打上了深刻的科举烙印，而且连社会习俗也受到科举制的广泛影响，状元筹便是科举制对民俗影响的一个例证。不过，尽管骰子在唐代已定型且唐代已有进士、状元等科举名称，但可以推断，状元筹的出现时间必在明代以后。因为在明代以前举人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科第名位，秀才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并非只是府州县学生员的别称。状元筹中的科名系列反映的是明清科举的情况。


从前人们掷状元筹与现代厦门人博饼的情形相似，由于状元筹游戏有其独特的吸引力，至清末仍有流传。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九尾龟》、《镜花缘》中都有描述民间“夺状元筹”、“玩状元筹”的情节。当传到社会各阶层之后，状元筹的制作材料就不再讲究了，往往以竹签代替象牙或骨质的材料，因此状元筹又称为状元签。


科举制废除之后，一些地区还保留着这种游戏，如在广东潮汕地区乡间和闽西长汀等客家居住地的部分人群中，民国以后都还曾流传着过年时耍状元签的习俗，因为博法简单，甚至成为妇女尤其是老妇女玩乐的一种方式。


有的人认为，状元筹是古人寓教于乐的娱戏，力图激励人们公平竞争、启发思维、进取向上的一种教育方法。当然，也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占卜流年运气，状元筹有时也被当作赌博的器具。现在北方和江浙一带民间还收藏有少量象牙制状元筹，而骨制尤其是竹制的状元筹因为材质不珍贵，很少存留下来，其游戏规则就更少有人知晓了。


但是状元筹的游戏规则因为被移用到会饼上而得以保存下来。中秋博饼在闽南、台湾历史悠久，开始时是在文士而不是在武士中流行。据清代蒋毓英修《台湾府志》卷6《岁时》载：在中秋节这天，“是夜士子递为燕饮赏月，制大面饼一块，中以红朱涂一‘元’字，用骰子掷以夺之，有秋闱夺元之想。”后来高拱乾等修纂的《台湾府志》卷7《风土志》记载这种饼为“中秋饼”，“用骰子掷四红以夺之，取秋闱夺元之义”。秋闱是指科举乡试，中秋这一天是明清两代500多年间乡试第三场的考试和出场时间，因此八月十五是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重要日子。清代台湾一些府县的读书人为求得科举考试的吉兆，利用中秋赏月之际，玩吃状元饼的游戏，并借此预卜当年考运。凡得状元饼者，明年中秋还得送来状元饼再参加竞赛。据娄子匡《岁时丛谈》详细记载这种“斗四红”风俗的玩法为：文人雅士相邀买一组饼单，可以换取大小状元饼63个，然后用掷骰子（6个或4个）来争取状元饼，以掷取“四红”之数分取饼单，如得4红则称“状元”，可夺取最大的饼。有的人认为，中秋夜博状元饼是明清两代鼓励民间多读书、求功名的一种怡情且益智的游戏。


总之，博状元饼的出现时间应在状元筹之后，是在状元筹博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63不过是从状元到秀才7种科名的连续倍数相加。不仅从两者出现的时间上分析是如此，而且从常理上说，由于小的月饼尤其是最小的“一秀”很难印上“秀才”等字样，一般情况下是在人们已熟知63个大小科名和游戏规则之后，才能顺利地进行博状元饼的游戏。至于是谁或具体何时最初以会饼代替筹条，今天已很难确考。所谓郑成功部将洪旭发明这套博法的传说，需要举出可靠的原始依据才站得住脚。我们也很难想象这种起初主要是在文士中流行的游戏会由武将设计出来。


厦门文化的特色之一


介绍博饼习俗的来龙去脉、颠覆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历史事实和现实真相，而不是否定厦门市博状元饼习俗的意义和价值。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是中国古代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制度，它曾长期左右着士人的命运和文风时尚，1300年间，传统中国官僚政治、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皆以科场为中心得以维系和共生，科场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科举制虽有不少弊端，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尤其是科举制在19世纪被英美等西方国家所借鉴，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清代以前，全国各地都曾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与科举考试有关的文化习俗，但在1905年废止科举制以后，多数相关的习俗都已逐渐消失了。现在有不少地方还有用科名命名的东西，如酒令中的“五经魁”等叫法，一些地区的“状元红”酒、“状元豆”等食品，体现的也是从前人们对科名的崇尚心态。古城开封现在还有“进士糕”与“状元饼”的传统名点，是人们馈赠亲友和招待贵宾的高级礼品。


闽南、台湾一带以科名月饼取代竹制或骨制、象牙制筹条，并将博戏时节从春节前后移到中秋，使这种别致的科举文化习俗得以存留至今，这是古代科举文化现代遗存的典型事例，具有其独特性和特别的价值。古代厦门人对科名也很尊重，当时厦门人对考中科举赴任者，即使从来不认识，只要有一张名片送过来，就会赠予贺礼。博饼的习俗在厦门能够顽强地延续下来并格外风行，是与厦门人向来重视教育的传统分不开的。


博饼习俗不仅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提供了“活化石”，更重要的是保存了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娱乐种类，为大家提供了一种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活动。虽然此风并非厦门独有，但在厦门特别盛行而且日益发扬光大，近年来还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已成为厦门民俗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构成现实厦门文化的特色内容之一。

[飞喜鹊]

谢谢快乐蜂.
本会有你真好,可以学得许多历史知识.

[信天翁]

依本翁之见：以快乐蜂的勤奋和采摘（吸收）花蜜的水平，若是在1905年以前的科举制度下，搞个状元、当个皇婿、混个太学士、最后再干个宰相什么的，几乎如囊肿探物---小菜一叠耳...鹭岛真乃人杰地灵，本会的确藏龙卧虎啊......

[飞喜鹊]

“本会的确藏龙卧虎啊......“
这句话特别重听。因为“本会“两字。
与我一样，刚登陆这个网站时，感觉它的内容太专太窄。时间长了，就觉得离不开它。
此网站有冷水泡茶慢慢浓之功。现在，它已成为我的精神家园了。
握手！

[快乐蜂]

呵，看来不努力不行呀，至少会挨上尉的板子。。。。。。。。

[快乐蜂]

史海中偶遇“状元筹”

刘海峰原先是读历史的，后来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史研究，顺带研究科举制度与当时社会习俗的联系。
10年前，刘海峰偶然在北京琉璃厂出售古董的私人摊点上看到一些象牙质地的筹条，从筹条表面看，其制作精美、材质考究，尤其是其中一块作“谱”的筹条，上面图文并茂，不仅详细规定了“状元筹”的游戏规则，还刻画了一幅古代皇帝接见新科状元的场景图画，其中跪在地上觐见皇帝的状元冠插金花，毕恭毕敬，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当时已经在厦门生活了15年的刘海峰认为，这很可能是跟厦门中秋民俗“博饼”相类似的一种博弈用品“状元筹”。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上关于“状元筹”的记载，刘海峰判断这些零散的筹条应该是一套完整的“状元筹”中的一小部分，制作年代至少在清代以前。刘海峰询问那位摊主：“您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摊主笑笑说：“那我可不知道，反正这东西是古董，是象牙做的，值钱呐，您要的话，两百块钱拿去。”刘海峰买下这块筹谱之后，又问了许多北方的朋友，都没人知道这是何物，更别说“状元筹”玩法了。
刘海峰后来又在汕头看到一本介绍潮汕民俗文化的书，上面记载：古代潮汕民间有“耍状元签”的习俗，如今这种博弈方法已经失传。刘海峰一看就知道，这跟厦门的中秋“博状元”如出一辙。
“状元筹”曾广泛流行
从这些事实来看，刘海峰认为在中国古代某个时期，“博状元”的玩法确实在南北各地盛行，不仅厦门有，广东、北京等地都普遍流传。当时的人们掷状元筹的情景与现代厦门人博状元饼的情形相似，博得大筹者“绕床脱帽或狂呼”。《清嘉录》卷1《状元筹》载有郭诗云：牙筹一握长短排，上有细字书官阶。玲珑骰子数用六，纷纷五色迷人目。就中状元贵无比，入手争看色为喜。无心一掷竟全红，失意终朝或三褫。其余琐细但中程，千佛亦足称名经。只有秀才众所易，了无宠辱关轻重。但是为什么到如今，只有厦门、泉州和台湾才保存下这些民俗和玩法呢？
刘海峰认为，科举制度在延续1300多年后，由清政府宣布废除，这是导致中国除闽台外，其他地方“博状元”民俗消失，并最终导致多数地方“状元筹”博弈方法失传的重要原因。
他说，中国古代采用“状元筹”的博弈方法，在娱乐中图个好彩头，而科举制度取消后，“状元筹”的这种功能逐步消失；另外，中国近代以来类似打扑克牌这样新的娱乐项目的流行，也抢了“状元筹”的风光。
之所以在闽台地区还保存“博状元”的习俗，刘海峰认为，这主要由于闽台地区用饼替代签条（筹条），于是出现了现在的“博饼”。
“博状元”原与中秋无关
“状元筹”也好、“耍状元签”也好，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这种“博状元”方法原与中秋无关，最初民间也只是在过年时玩耍。宋代文人笔下就有描写状元局这一博戏的，每于新年，该赌最盛。刘海峰说，他手上的一份资料载有无名氏《状元筹乐府》：
升官图里夸捷径，科甲丛中更争胜。献岁惊闻笑口开，果然夺得状元回。举人进士唾手得，何物秀才不出色。博取功名只如此，安用六经廿一史。一筹莫展者谁子，那不呼卢喝为雉。他从《中华赌博史》上发现清代尚有纸上争状元的“状元筹”的玩法。
既然“博状元”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长期以来都只有男性才参加的，那么，是不是古代“博状元”的都是男子？刘海峰对此予以否定。他说，一开始，发明“状元筹”的人并没有限制女性不能参加这类活动，因为它虽然起源科举制度，但毕竟不是科举，而是一种民间博弈，一种娱乐。但一开始是否有女性参与还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清代这一玩法已经在女性中流行开来。据《潮汕民俗大观》记载，耍状元签是当地妇女尤其是老妇女玩乐的样式，直到建国前在农村还偶有所见。
刘海峰说，有一次在上海嘉定博物馆，看到那里的竹制品收藏甚丰，还搞了个科举文化展。有台湾客人看到了，当即跟制作厂商联系，要他们用竹子制作“状元筹”。上海人不知台湾人做这些东西何用，而刘海峰一看就知道，隔海相望的宝岛台湾原来有着跟厦门一样的民俗。据他了解，在台湾东部和中部地区，至今还流行中秋博状元的习俗。
我为何打破美丽传说
“长期以来，厦门人都认为中秋‘博饼’是厦门独一无二的民俗。有一个流行的传说，认为‘博饼’是郑成功的部属发明的。例如，在鼓浪屿还塑有雕像，表现郑成功的部属‘博饼’的情形。”刘海峰说，“这固然是一种爱乡之情，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做学术研究的人，就是要还历史一个本来的面貌。”
刘海峰说，他从10年前发现相关史料之后，便对这一传说产生怀疑，随着考证的深入，更确定“博饼”民俗起源于科举制度。实际上他已经在一些学术论文中提到过状元签与博饼的关系，如刊发于四年前厦大学报的《科举学：一个广阔而专门的研究领域》。他之所以迟迟没有发表这个看法，一来教学科研任务繁忙，没有时间和心思向大众介绍这方面的知识，二来不愿意打破厦门人心中的这个美丽传说。后来，一位在《厦门晚报》工作的朋友鼓励他：如果是事实就应该公诸于众，与其等着外地人打破，不如我们自己先搞清楚。这样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博饼”文化的来龙去脉，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发扬这一文化习俗，做成厦门的特色。
相关链接 古代小说中的“状元筹”
作为中秋博饼前身的“状元筹”、“状元签”博弈，至少明代就广泛流行于南北，这从一些明清小说中可以得到印证：
《状元娘子》
“你也来试试手气。”“好！”洪钧一看有个空位正在蔼如旁边，便坐了下来。“是不是掷‘状元红’？”蔼如问道，“那副筹码不知搁在哪里，得要现找。”原来掷“状元红”又叫掷“状元筹”，另有一副牙筹，以红多为胜……
《红楼真梦》
唧唧抓抓的显得一团春气。那天，宝钗从王夫人处下来回至怡红院，蕙哥儿正拿着围筹玩：这是狮子，那是大老虎，那个是三大红的鹿。秋纹笑向宝钗道：“刚才我们掷状元筹，哥儿掷了一个状元，又掷了一个探花……'
《儿女英雄传》
料理毕了年事，便赶回来。姑娘因在制中，不过年节，安老爷、安太太也给他送了许多的吃食果品糖食之类。舅太太便同张太太带了丫鬟仆妇哄他抹骨牌、掷览胜图、抢状元筹，再加上包煮饽饽、作年菜，也不曾得个消闲……
中国明清小说
“令人实在不安。但除两次所说七十三位之外，其余众姐妹共分几处，你都见么？”紫芝道：“适才妹子都已去过。那讲六壬课的是再芳、芸芝二位姐姐；垂钓的是闺臣、秀春、沉鱼、星辉、骊珠五位姐姐，状元筹是幽探、庆覃、瑞征……”

[快乐蜂]

从状元到会饼（中秋博饼起源谈）
再谈中秋博状元民俗的起源与演变
■刘海峰
“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宋代以来广泛流传的人生四喜诗。自隋唐以后，参加科举考试成为读书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一旦金榜题名，便可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科举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视的大事，它对传统社会的影响波及政治、文化、教育、文学、社会心理和社会习俗等方面，包括厦门在内的闽南、台湾至今风行的博状元饼便是这种影响的典型事例。
今年厦门举办首届中秋博饼文化节，这里，就有关博饼习俗与博饼文化的几个问题，简略谈一些看法。

▲明永乐十年（1412年）状元马铎与榜眼林志（均为福建长乐人）拜见皇帝图。

这是清代新科举人的形象，其冠服与明代的汉族冠服明显不同。

▲明代首科（洪武四年，1371年）状元吴伯宗龙头及第图。

会饼中的科名
临近中秋博饼时节，更多人想弄明白会饼中的科名的确切含义。科举制从隋唐到明清，许多科名的内涵有所演变，以下仅谈会饼中的几个科名。
现在闽台流行的会饼中的科名与状元筹的科名基本一致，反映的是明清时期科举的情况。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大致相同，考试大体分四级，产生的科名主要有：
秀才：科举考试第一级为童试，实际上是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录取入学后正式名称是生员，俗称秀才。考上秀才就成为士绅，不必干活挑担了。
举人：第二级为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各省省会的贡院前后考三场。考中者称举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举人成为一级固定的科名是在明代，所以说博状元的游戏是明代以后才形成的。
会魁：第三级为会试，乡试后第二年春天在京城贡院举行，参加会试的举人取中后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会试一般分成十八房评卷，各房推荐的第一名都可以称为会魁。
会魁是较为冷僻的一个科名，在厦门流行的博饼规则文字说明中，“三红”通常有4个，标注为探花，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探花只有一名，而历来各地博状元游戏中的科名数量很有讲究，筹数或饼数只能比实际科名数量更少而不能更多。
进士：第四级为殿试。殿试在会试发榜后的次月举行，名义上是皇帝主试的考试，参加殿试的贡士，考出名次取中后统称为进士。
榜眼和探花：进士前三名为“三鼎甲”，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厦门流传的博饼习俗中“对堂”便是指榜眼和探花，而不是博饼规则中所称的榜眼，因为榜眼不可能有两个。
状元：状元又有榜首、状头之称，为最高科名，因此民间不少人将科举直接理解为“考状元”。

“洪旭发明说”的疑问
博状元饼与状元筹两者科名相同、数量相同、骰子相同、博法相同，两者的关联性和同质性一目了然。至于是状元筹影响博饼还是相反，就要分析其内在可能性和出现的时间先后。
我在写《博饼非厦门独有的历史遗存》一文时，并不知道“郑成功部属发明说”出现的时间和由来。但仅从博饼与状元筹的比较分析中，就可以看出此说的内在矛盾：
第一，由于科名的复杂性，博饼肯定是由对科名十分熟悉的人设计出来的，而且应该有一个演变过程，很难设想是由军士在一朝一夕突发奇想创造出来。
第二，如果当时郑成功部属想让士兵娱乐的话，应该设计出武将和武士系列的游戏更符合情理。即使不是设计军事娱乐游戏，明清博弈种类很多，还有围筹等多种较接近军事的娱乐器具。
第三，很难想象，在厦门一心“思明”、立志反清复明的郑成功的军队发明的博状元方法，会被清朝统治下的广大地区所模仿（即状元筹）。
第四，状元筹规则有筹谱可循，且筹条上刻“举人二红得”、“秀才一红得”等字样，博弈者可随时辨认，而会饼则难以如此详细一一书写。可见，一般情况下应该是状元筹出现在先，状元饼出现在后。
洪旭发明说本身就不合逻辑。《厦门晚报》8月28日《厦门文史界关注博饼起源新说》中，洪卜仁和张宗洽先生明确此说是1986年以后才出现，在文献上找不到任何记载，且从1660年前后的时间和条件来看，中秋博状元不可能是洪旭发明。

“博状元”史源远流长
从状元筹和博饼出现的时间先后来看，也只能得出博饼是采用状元筹博法的结论。
现在已发现许多明清笔记小说中关于状元筹的描写，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肯定还能发现新的文献证据，充分证明状元筹比状元饼更早出现。
实物或文物证据也是如此。《厦门晚报》8月28日刊有厦门市博物馆原馆长龚洁先生所见状元筹“场谱”照片，这与我所收藏的状元筹谱所刻博弈规则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筹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两块筹谱的年代都说是清代的，可是所刻图画中的人物衣冠式样却是明代的。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些象牙筹谱是明代的，要么就是在清代还仿照明代的筹谱，刻上明代的新科状元谨见皇帝图，或者明代的状元龙头及第图。
无论是那一种可能，这些实物都雄辩地证实明代已有状元筹。
其实，博状元游戏源远流长，南宋时的状元局便是状元筹的前身。《全宋词》载有姚勉《贺新郎（及第作）》，其中提到放榜后云：“玉勒金鞯迎夹路，九街人、尽道苍生福。争拥入，状元局。”陆游《岁首书事》还有描写状元局的诗句：“呼卢院落争先岁。”清人顾禄《清嘉录》卷1《状元筹》引陆游这句诗后注说：“乡俗岁夕聚博，谓之试年庚。”吴谷人《祭酒新年杂咏小序》云：“状元筹绯绿兼行，赢输计箸，闺阁中为消闲之戏。”
现在虽已无法知道南宋状元局的具体情况，但总是与科举功名有关的一种游戏，一般总离不开状元、进士等科名。既然都是以状元命名的博弈游戏，状元筹与状元局多少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总之，博状元的游戏规则是逐渐演进形成的，其传播也经历了从学子文人卜巧求运的雅趣到庶民家庭团圆助兴活动的演变过程。而状元筹比博饼更早出现，则彻底推翻了郑成功部属发明博状元方法的传说。

博饼始于何地？
说状元会饼肯定是从状元筹演化而来，是因为两者是同一性质的游戏。饼与筹的区别只是形式而非本质。
在博状元游戏中，关键的因素是这套游戏规则和科名系列，月饼只是一种形式，并非不可替代。只要熟悉其大小科名和游戏规则，既可以用月饼来代替筹条，也可以用其他东西来代替月饼。台湾、泉州、龙海的部分地方，有时也有以实物代替月饼来博状元，可以说各地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在中秋节以实物来博状元的趋势。不仅可以用实物，甚至偶尔可以用金钱来代替月饼。因此，“博状元”三字可以涵盖博状元饼、博状元筹、状元签或其他博实物的玩法，比“博饼”含义更丰富，适用面更广。
那么，以中秋会饼代替筹条来博状元到底始于何地？
我所见到最早记载中秋博状元饼是康熙年间蒋毓英修《台湾府志》，直到乾隆年间范咸等修《重修台湾府志》，所记中秋博饼都只提到状元饼。而娄子匡《岁时丛谈》详细记载这种“斗四红”的博法，已经是用63块会饼了。
清代道光十九年（1839年）刻印的《厦门志》卷15《风俗记》中，并没有记载中秋博饼的习俗。至今似乎也没有人发现其他史籍记载厦门的博饼风俗。我认为，如果再没有发现比台湾更早的记载，则不能排除博饼习俗是从台湾传到闽南的可能性。因为凡是现存博饼习俗的地方，都属与台湾关系密切的闽南地区。
我在1996年出版的《福建教育史》一书中对清代台湾科举有专门的探讨。在台湾开发初期，由于当地文化教育水平较低，从闽南到台湾寄籍或冒籍的举子不少。清代台湾的秀才必须渡海到福州来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即使是台湾建省以后也是如此。到清代后期，台湾士子对科举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大陆。科名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后，不仅有一些士人冒险来大陆参加乡、会试。闽台科举考试的渊源并未中断，依然延续下来，长达十余年，直至1905年科举废止之后，这种联系才告结束。日据时期，闽南尤其是厦门仍然是与大陆台湾往来最多的地区。而博饼文化在日本占据50年后，依然生生不息地传承下来，可见包括博饼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生命力是多么顽强。
厦门并非博饼文化的孤岛，而是闽台博饼文化区中的一个重镇或重要的一环。我们只能让史料说话，如果找不到可信的文字记载，则厦门的博饼风俗要么受台湾影响而来，要么就是直接从状元筹借鉴而来。因此，在发现可靠的证据以前，还不宜说中秋博状元起源于厦门。

让厦门成为“博饼文化区”的中心
博状元是特殊的民俗遗产，是厦门文化的珍贵内容之一，没有郑成功故事的附丽，仍然有其深厚的文化蕴涵。
我认为，郑成功部属发明博状元饼的故事，在特定历史阶段内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促进了博饼习俗的普及，并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博饼文化节的设立，有其历史作用。我十分赞成举办博饼文化节。即使厦门不是最早出现博饼习俗的地方，也可以将中秋博饼这块“大饼”做大做好。世间的事物往往是产地不如聚地。举办某种文化节的城市不一定是这种事物的发祥地，而往往是将其发扬光大的地方。
博饼起源回归历史本真面貌之后，对厦门博饼文化可以更加科学和理性地加以探讨，我们对厦门博饼文化的发展前景一样充满信心。厦门虽不一定是博状元习俗的发源地，但却是当代博饼习俗特别盛行、最为红火的地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厦门是中秋博饼习俗的集大成者。博饼习俗在厦门传承下来并得到升华之后，这一具有十足中国特色的习俗必将日渐向外辐射扩散，唤醒其他地区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形成博饼文化现象，最终出现一个以厦门为中心的广大的“博饼文化区”。

[快乐蜂]

中秋博饼起源谈
天津历史博物馆专家董鸿程呼应厦大刘海峰的“博饼起源说”
“除刘海峰收藏的那套并不完整的‘状元筹’，天津市也有状元筹收藏品，而且还是完整的。”
本报连日来关于博饼起源的报道，引起厦门市民广泛关注和争鸣，更有“好事者”爆料：中国目前能找到象牙制的状元筹十分难得！为此，记者通过相关渠道，联系到了天津历史博物馆的副研究员、金石篆刻研究专家董鸿程，他所在的博物馆里，收藏了两套“状元筹”。
本报记者／陈进容 实习生／傅蔚蔚

天津博物馆仅有两套藏品
董鸿程介绍说，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的两副象牙制“状元筹”归属“杂项”类，目前北方收藏有此类完整“状元筹”者十分罕见，天津市只有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有这两套，其他博物馆均为空白。
“两套状元筹，一套是完整的，有六十四条，每条筹条双面篆刻，一面刻上‘状元’、‘榜眼’等字，一面则刻上相应的人物造型，再配以花草、山水图案；另一套则稍有缺憾，少了总谱，只有六十三条，且一面为光板，一面刻字画。”身为金石篆刻研究专家的董鸿程谈起这两套“状元筹”都为其刻工发出赞美：“刻工十分俊秀精细，人物栩栩如生，线条清晰。文字则飘逸隽朗，看来刻工来自能工巧匠，这也与其珍贵的象牙质地相匹配，从中能判断出这套‘状元筹’的主人，应该是清代时的大户人家或者官宦人家。”
此外，董鸿程说，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两套“状元筹”分“状元”一个，“榜眼”一个，“探花”一个，“会元”四个，“进士”8个，“举人”16个，“秀才”32个。“状元”筹条长16．5厘米，宽2．5厘米、厚0．6厘米，均为象牙质地。最小的“秀才”筹条长7厘米、宽0．8厘米，厚0．3厘米，从“状元”到“榜眼”再到“秀才”，筹条的大小尺寸逐渐递减。
北方叫“抢状元”
“玩‘状元筹’这样的博弈游戏，我们北方叫‘抢状元’，为什么叫‘抢’，因为第一个博到‘状元’者并不等于进了保险箱，若后面的人掷骰子时，掷出一个比前面的‘状元’点数更大的点数来，这样‘状元’就被后面的人抢了。”对于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提出的“状元筹”明清时期就在北方流行的说法，董鸿程表示赞同，而且他提出更进一步的说法：这种抢状元的游戏很有可能起源于北方传统游戏“升官图”。虽然目前他没有考证依据，但他推断这种可能性很大。
董鸿程回忆说：1950年我只是个小孩，小伙伴们就经常玩“抢状元”，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可没有那么好的条件用象牙筹条，而是用硬币代替。因此，他分析，厦门出现的博饼游戏，其实就是类似用饼来替代筹条的“抢状元”。
董鸿程小时候玩“抢状元”，两个人以上就可以玩，大家先看看有几个人玩，之后，确定筹条押注金额，比如每注一元的话，状元32注就是32元，据此类推大家把钱凑齐就开始玩了。董鸿程说：说白了，“抢状元”一开始就是一种赌博，不过它的娱乐味道更浓，赌的味道较淡。
今日北方人为何不识“状元”？
据说，清代玩这个游戏的人，基本都是大户人家、官宦人家，或者书香门第。董鸿程考证，明清小说《镜花缘》中描写牶“玉芝道：‘前日在那里弹琴、下棋、马吊、投壶、花湖、十湖、状元筹、升官图，狈够顽了，偏偏公主又要联韵。’”也同样说明这种博弈游戏在大户人家中盛行。
董鸿程认为，当时北方人只是在过年的时候玩这个，而且主要在妇女、儿童之间进行，真正已经博取功名的男子倒不屑于玩这个。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京津地区玩这个的人已不少，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的这两套“状元筹”就是从民间收藏过来的，据考究还是北京城那里流传过来的。
到了解放后，玩“抢状元”的人就更少了，原本寻常百姓家都有的“状元筹”更是逐渐散落、丢失，甚至销毁。到了“文革”时期，“状元筹”更是被视为赌博工具、腐朽产物，很多人家即使有较珍贵的象牙质地“状元筹”也只好忍痛销毁。
董鸿程说：“到如今，您要问我们天津人懂不懂状元筹是什么东西，没几个能答得上来，您要问的话，至少要60岁出头的老人，您瞅着他还有些见识，他或许还能跟你说上几句，不过这种可能性也很小。”
民间也有散落
董鸿程说，北方民间肯定也有私人收藏的“状元筹”，但质地不一定都是象牙，也可能有竹制品或者其他质地。他知道北方民间有个刘先生，收藏一套状元筹，十分精致。其中总谱写着：状元兮五子一色得，榜称四红马军得，传胪分相得，会元不仝得，会魁三红得，进士四叙得，解元三对得，经魁正快得，举人二红得，秀才一红得，全色全枚。
这套“状元筹”共三百八十四注，每次注数目根据玩的人数定，二人一百九十二注，三人一百二十八注，四人九十六注，五人七十七注，六人六十四注。
他说，事实上，从一些“状元筹”总谱上的词语看，可以判断这种玩法在宋代就已经出现。比如表示骰子点数和花色的“正马军”、“负马军”等说法宋代就有，董鸿程考证说，“正马军”就表示两个“四、五、六”；“负马军”表示两个“三、四、五”。

[上尉]

今年我们的快乐蜂如此勤快，既游山玩水采摘了不少“花蜜”，这回儿又一直研究博饼问题。看来，这回中秋节不中几个状元---把家里的储藏间堆满，他是不会罢休的。哈哈......

提示：与快乐蜂博饼时你就不要对中“状元”抱什么希望，能中个“三红”你就应该紧紧握着他的手感激不尽---必有“虎口夺食”之快感。不信可以试试......

[遍地开]

中秋有人发帖邀玩“博饼”，不知是何物，感谢快乐蜂的解疑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