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飞鸟以及林汉达 主题选项

[泽雉]

内容提要
加拿大是一个以出色的保护自然环境工作知名的国家，作者在本书中记叙了他建立金斯维尔鸟类保护区的过程，包括一些技术的细节，如建立燕舍，捕捉杀害小鸟的猛禽与黄鼬，诱致大雁，给它们套环，饲养环颈雉、山齿鹑等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实用技术，不是让这些野生鸟类自生自灭，而是有意识地去保护它们，这对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和爱鸟者都是有益的。全书的重点是写大雁和野鸭这两种候鸟的几章，从营巢、交配、产卵、孵化、驯养，以至套环、迁徙等过程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不但是作者创造性的经验，也是极其有价值的科学实验记录，比如现在已搞清楚的它们的迁徙路线，它们营巢与交配的方式，大雁对自己的配偶与子女的亲情，它们勇于挺身保卫同类的天性等等（《野鸭短暂的亲情与爱情》、《加拿大雁》），并提出一些有趣的有待科学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跟野鸭不同，为什么大雁的配偶是终生的，它们又如何确认未经亲自孵育的雏雁等等。这些候鸟的生态描述都是可读性极强的散文，为我们提供知识性的亮点（《鸟类有嗅觉吗？》、《鸟类回它们的旧巢吗？》），尤其是作者的一些感悟，如某些候鸟在受伤后甚至挣扎到作者的住宅附近寻求医疗（《我们模范的大雁》），这种不寻常的现象证明人类和鸟类完全可以建立亲切的人道的关系，它们的灵性远远出于一般入所了解之外。作者还用了一定的篇幅记叙鸟类的天敌，尤其是人类残害它们的问题。在自然淘汰中弱肉强食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为的杀害也是残忍的，又是可以避免的。有的候鸟的生命据作者所知最长也不过七年，使我们知道人类杀害野生动物数量之多。

[泽雉]

关于《窃听风暴》，爱乐人论坛看到有人转贴这篇龙应台的文章，很有意思。文章末尾说：“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这也就是我不满意于《窃》的地方。不过总的来说，这部片子还是非常好看，不容错过。


1 列宁听贝多芬

《窃听风暴》(《别人的生活》)，今年度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真的很特别。一夜成名的导演，东诺士马克，是个初出茅庐的人，只有三十三岁。得奖的作品，是个啼声初试的作品，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而且，他不只是导演，剧本也出自他的手。从构思到完成，整整九年。

九年前，东诺士马克还是个慕尼黑电影学院的学生，有一天在家中发呆，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突然想到列宁当年是怎么谈这个奏鸣曲的: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国的《时代》周刊报道了莫斯科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的情景:

这样一个人

全共产世界(不日落国)都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并配上列宁的话作为旁白:“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广播剧以最甜美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四十五分钟之后，美国电台也开始发音，播放美国版的列宁生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也响了起来，列宁热爱这个曲子的话，也被引用，但是，这一回是全文:

　……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东诺士马克心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共产东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名作家的私生活。三年的时间，他藏身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但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采访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

“我发现，”东诺士马克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而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表现的:他害怕他的感情会坏了他对原则的追求。”

有一个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请东诺士马克到家中晚餐。很愉快地，这个人告诉他东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敌对势力”的“气味样本”，只有一次失误:有一个女人，被搜集“气味”的时候，她刚好来月经。秘密警察把带血味的“样本”给狗去闻，“那狗被搞胡涂了”。

讲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东诺士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战栗不已:原来，“彻底的野蛮和文明，隔得那样近”。

2 布莱希特看加利略

列宁为了保持革命的纯粹性而抛弃他最爱的《热情奏鸣曲》，东诺士马克就试图用电影艺术来演绎:如果革命家真正听了《热情奏鸣曲》那样的音乐，世界会不会不一样？

地点是德国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柏林，时间是“一九八四”——这绝不是个未经细思的年份。欧威尔的黑色预言，正笼罩柏林。秘密警察魏斯乐，是个奉公守法、爱党爱国的忠贞公务员。他善于侦讯，用精准的心理手段摧残敌人意志，取得口供。他相信，国家的安全必须依靠像他这种忠诚共产党员的无私付出。

领导交给他一个新的任务: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找出他的“污点”。

德瑞曼是个典型“体制内”的作家。爱国，不反党，享有盛名，与党的最高领导都有交情。所编的剧本演出时，总是冠盖满京华的待遇。文人朋友中，有愤懑的不合作者被禁止出境，他不作声。有批判当局者被监视、被孤立、被“灭音”，他同情，但不行动。这样被党所爱，他也自信自己不在被国家监控的名单内。

他不知道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他美丽的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部长将他置入全面监听，期待找到污点，以遂私欲。克丽斯塔，在绝对的权力下，不敢不从。她先是屈服于部长的欲求，又在威胁之下出卖德瑞曼；文人和艺术家在国家机器的巨轮之下犹如蝼蚁求生。

一个前辈导演的自杀带来了德瑞曼的转变。深受德瑞曼尊敬的舞台导演，因为“不听话”而被剥夺了艺术生命，终于以死来表达抗议。向来选择不挑战当局而如鱼得水的德瑞曼，在听到消息的一刻，沉痛之余，坐在钢琴前，开始忘情地弹起热情澎湃的《好人奏鸣曲》——一首以《热情奏鸣曲》为模板的新曲。

德瑞曼面临抉择:他继续独善其身，假装看不见那个充满压迫的世界，还是准备牺牲所有既得的利益，起身以行动反抗。

他决定成为行动者。冒着死罪，写了一篇长文，揭露东德隐藏自杀人口统计数字的文章，透过地下管道，送到西德发表。

认真监听着他的秘密警察魏斯乐，戴着耳机，当下就听见了《好人奏鸣曲》，激动不能自已，流下了眼泪。

在此之前，他从德瑞曼的书房里“借”了一本小书出来，躺在床上念，那是布莱希特的诗:

　忆玛丽亚
　夏日晴空在我俩之上
　深深凝视那朵云
　那样纯白，那样高
　当我再度凝视
　它已消失

眼睛如冰冷玻璃，从来不流露任何情感迹象的秘密警察魏斯乐，在深夜的孤独里，读诗。

从监听，魏斯乐当然知悉德瑞曼的“叛国”计划，忠贞的秘密警察面临抉择:他应该忠于他信守了一辈子的爱国爱党那一套原则，还是他心中被“奏鸣曲”和诗意外敲醒的善恶直觉。

布莱希特的名字在这里出现，也不会是未经细思的。他是东德共产党供在神桌上的社会主义伟大作家。可是他的两部盛名之作，《加利略》和《四川好人》，探讨了同一个核心问题:在面对不公不义的强权时，个人的抉择是抵抗还是妥协？在面对善与恶的拉锯时，个人的抉择是往善还是从恶？

在布莱希特的剧本里，加利略面对教会的压迫，选择了不抵抗的妥协，但是用妥协所赢得的空间设法将自己相信的真理传递出去。所以他的学生认为，他的妥协其实是一种真正的英勇。《四川好人》的道德，使得她无法生存；必须依靠一定程度的“恶”，才能保护她自己，让她的善得以存活。布莱希特半生面对纳粹的国家强权，辗转流离；到了美国，又被迈卡锡反共主义逼迫着交代政治立场。个人面对不义的国家强权时，究竟要怎样做自己的道德抉择，究竟要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平衡点，一直是布莱希特作品里最重要的问题。

在“一九八四”的历史时空里，作家德瑞曼和秘密警察魏斯乐所面临的，是和加利略，和布莱希特，同一个问题。

3　穆荷演魏斯乐

东诺士马克拿着写好的剧本四处筹钱拍片时，一路碰壁。碰壁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它不是喜剧，而且主题太严肃。

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十五年间，以共产东德的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不是没有，但得到市场青睐的几乎全都是喜剧片，譬如脍炙人口的《再见列宁》，对于消失了的东德社会主义岁月用一种落日余温的温情、不伤筋骨的调侃，加上一点淡淡的怀旧情绪，组成了面对过去的主调。《窃听风暴》在德国引起骚动，除了电影本身的艺术品质之外，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这大概是两德统一十六年来第一部不加糖加奶的，认真刻画东德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影片。

围墙在一九六一年树立起来，到一九八九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七万五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八百零九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七千五百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九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十七万五千名秘密线民去管控一千七百万人民——相对之下，希特勒只用了三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十七万五千名线民，包括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所以东德人并不那么愿意去翻开自己的资料。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是的，有太多的“真相”，但是知道“真相”，究竟会带来幸福还是更深的痛苦？大多的电影对东德阴暗的历史轻轻带过，是不是因为，人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承受痛苦？或者说，人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承受罪责？

曾经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东德人也组织起来了，添了白发的他们说，他们当初也不过是尽他们的“首土有责”，做的是一份荣誉的工作，并没有罪责可言。可是那因他们的“荣誉”工作而家破人亡的其他的人们，仍被记忆折磨。政治学上所谓“转型正义”——在改朝换代、价值翻转之后回头来清理是非、分辨善恶、追究奖惩和责任，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仍旧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课题。

东诺士马克每天接到很多很多的来信，“有时候，”他说，“我不敢打开，因为，里面有太多痛苦。很多人想来跟我诉说，我只好说，我不是神父，没法帮你告解。但是通过我的电影，人们似乎认识到一件事:你，是有选择的。”

他指的是秘密警察魏斯乐。为了不忍见德瑞曼以叛国坐牢，为了忠实于他在听《好人奏鸣曲》和读布莱希特的诗时的感动，他选择放弃仕途，付出代价:被降职到地下室去做拆信员。统一变天之后，他也翻不了身，仍旧在最卑微的底层艰辛求存，做一个递送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而在“一九八四”的朝代里呼风唤雨的那个文化部长，统一之后，摇身一变，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大人物。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