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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鹭]

走出发改委

当35岁的冯建林收拾东西走出国家发改委的办公室时，他知道，自己身为官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6年前，他为了参加国内的公务员考试3次从美国飞回时，却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主动选择辞职。

作为发改委招来的第一个留美博士，冯建林工作顺利，并于2006年提升为副处。但是，从2005年开始，辞职的念头便在他心中滋长，在两年多的自我追问中，这念头疯长成一棵冲破一切束缚的大树，爱才的上司和关心他的同事终于没能留住他离去的脚步。

对政府公务员的职位从最初不辞万里回国考试到决绝地转身，是什么让冯建林的态度转变如此巨大？5年的发改委公务员经历，他看到了什么，思考了什么，又得出了什么结论？



离去，是为了归来

1999 年7月，在冯建林离开中国到美国留学的最后几天，他反复对为他饯行的亲戚朋友表达同一个意思：我学成就回来。没人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包括他母亲。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天堂”，已对年轻的留美博士开启了大门，有什么理由学成后马上回来？只有冯建林自己知道，他出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回来。

1991 年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冯建林被分配到江苏如皋市食品罐头厂，这是个国营大厂，以出口为主，1989年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严重影响了罐头出口。短短4年间，冯建林眼看着一个大食品厂一点点没落，产品大量积压，效益一落千丈，工人长期放假。这引起了他对进出口贸易和国力如何影响企业命运的关注。 1995年9月冯建林考入上海水产大学读研，其间，他开始学习和思考宏观经济和政治问题。

研究生毕业后，冯建林进入上海市杨浦区民政局工作，民政局管理的事多而庞杂，居委会、街道建设、养老院建设、社区服务等等，他知道了基层政府是怎么运作的。冯建林说：“在民政局那段时间，我一直想，中国要发展，现在是这个水平，将来的方向在哪儿？我很想看看西方政府是怎样运作的。”这是冯建林出国的动力。因为专业问题，他出国只能考食品科学，但到美国后，他又同时修了经济学。

美国不同学校对博士学位的要求不同，冯建林选择了肯塔基大学，因为它对上学时间没有严格要求，只要修满学分，通过资格考试，过一定时间后再通过论文答辩就可以拿到学位。在肯塔基大学，5月初到8月底是暑假，但暑期会开夏季的课。整整3年，冯建林没有休过一个暑假，都是选得满满的课。“那3年很辛苦，在美国呆了3年，没去过纽约、华盛顿，去的地方都是因公，从来没有去哪儿玩过。我觉得，既然想法是中国，为什么在美国多耗一年？”冯建林比别人少用了至少一年的时间拿到了肯塔基大学的食品科学博士学位，并同时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美国的最后一个学期，他看到国内招公务员，于是打越洋电话到国内人事部招考部门，询问考试事宜。人事部很为难：“从国外学校回国内参加公务员考试，我们操作上没有这个先例，不好办。”冯建林没有放弃，他开始给感兴趣的部委一一打电话。终于，发改委（当时还叫计委）人事司这样答复：“先报名吧，只要过了，总是有办法操作的。”

冯建林可能是肯塔基大学第一个需要校方出据报考中国公务员材料的在校生。经过找大使馆、学校教育处等几个部门，终于办好了所有手续，其中曲折辛苦一言难尽。“因为当时还没毕业，报名、考试、面试，我从美国飞回来3次。从我之后，慢慢就有很多人照我这个模式回来。”

“大家一直在说政府部门有多少问题，比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类，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自己去看，不能只听别人说。我希望能做点正面的事情，政府是社会管理的核心部门，想做点事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最合适的。”2002年9月，从美国回国的第二天，冯建林就到发改委报到。他被分到国民经济综合司总量平衡处。

[岩鹭]

再看1957年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的发言：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