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霖律师：对邓玉娇案中犯罪嫌疑人黄德智提交的控告书 主题选项

[泽雉]

（注：本控告书已于2009年5月25日20:00提交巴东县公安局，多家媒体在场见证）

控告人：邓玉娇

代理人：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夏霖 律师

夏楠 律师（实习）

被控告人：黄德智



控告请求：

被控告人涉嫌强奸，要求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立即将犯罪嫌疑人黄德智刑事拘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事实和理由：

5月10日晚饭之后，KTV服务员邓玉娇在雄风宾馆一楼水疗区五号房洗衣。邓玉娇说：“水疗区就是女性给男人卖淫的地方”。洗衣时，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男的”（即黄德智）进入房间，走入走出两三次后，将门锁上，坐在房间床上，称其要洗澡。邓玉娇答马上出去，并向外走。走到门口时，黄德智说：“你往哪去，你要陪我洗澡”。邓玉娇申明自己是在这里洗衣服，不在这里上班。欲开门离开之际，黄德智一把将邓玉娇拉倒在门口床上，脱邓玉娇的衣服。由于邓玉娇上身挂有斜挎式胸包，黄德智未能脱下其T恤衫，转而拉扯其裤子。此裤子为邓玉娇在浙江时所购，由于邓玉娇从浙江回巴东后身材变瘦，又未系腰带，裤子被黄德智一拉即下，内裤全露。黄德智又脱其内裤，并以手摸其下体。邓玉娇用脚踢黄德智，黄德智试图脱邓玉娇的鞋子，未能脱掉，被邓玉娇踢下床去。邓玉娇将锁解开后跑进休息室。

黄德智与一名“矮个子客人”（即邓贵大）先后尾随入内，黄德智骂道：“他妈个屄今天被个屄女娃子戏弄了。”邓贵大遂问，“哪个戏弄你的，给我看下，下不了场了，还不得了了。”黄德智便指着邓玉娇说，“就是她”。邓贵大指着邓玉娇骂：“你他妈的还挑人啊，你什么意思，嫌我们老了？我们就是来消费的，你他妈的就必须要服务！”邓玉娇恳求道：“我有没有戏弄你你去问外面的领班，如果我真是在这里上班，我就是戏弄了你，那就是我的错。”另一在场服务员叫来领班，领班劝阻未果。邓贵大继续骂道：“什么上面下面的，不都是一样的吗，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又说，“你不就是要钱吗？你就是没见到过钱！你要好多钱，你开口，信不信我今天用钱砸死你！”遂拿出一叠人民币，向邓玉娇脸部搧击。每搧一下，邓玉娇便退一步，搧一下，退一步，一直退至身后沙发处，就说“对，我就是没见着过钱，有种你今天就砸死我”。邓贵大说，“我就是要用钱砸死你，就是要拉一车钱来砸死你。”领班再次劝邓玉娇离开，邓玉娇欲离开，被拖回。邓贵大说，“想跑，跑到哪里去？”邓玉娇再次试图离开，又被拉回。邓玉娇就从包中拿出水果刀，双手背在身后。邓贵大推邓玉娇胸前，将其推倒在沙发上。邓玉娇起不来了，遂双脚乱踢。黄邓二人扑上来，邓玉娇就拿刀向前乱刺，邓贵大伸出双手要来抓邓玉娇，因为邓贵大在前面，可能多数刺到了他。后邓贵大捂着肚子走到门口倒下。邓玉娇看到邓贵大脖子上有一道伤口，遂打110报警。110要其打野三关镇派出所电话，邓玉娇答说：“雄风快死人了，赶紧过来。” 又打电话给其母亲，要其母亲赶快来。

此时房中仅剩邓玉娇一人，后经理来将邓贵大抬走。邓玉娇坐在大厅沙发上等警方到来，后邓母与警方基本同时到达，邓玉娇交给其母一张欠条，要其母代为清欠，遂上警车到达野三关镇派出所。当晚朋友给她送来衣服，邓玉娇将案发时所穿T恤和裤子换下，但高跟鞋、胸罩、内裤未换。当晚邓玉娇一直在野三关派出所办公室中哭，该派出所人员她全都认识，没有看到巴东公安局的警察。次日5月11日晚上巴东县公安局给邓玉娇做笔录后，于5月12日下午17时许将其送至恩施优抚医院。邓玉娇更衣后，其胸罩与内裤被邓母带回家中。期间刑警队未对其胸罩及内裤进行询问检查。

邓玉娇在恩施优抚医院受到的虐待暂略。有些还待本律师查证求实。



鉴于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本律师代理控告人特向贵局提出控告，控告黄德智涉嫌强奸，要求贵局立案侦查，立即将涉嫌强奸的犯罪嫌疑人黄德智刑事拘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致

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公安局



代理人：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夏霖律师 夏楠律师（实习）

签字

2009年5月25日

转载自夏霖律师博客：http://xialinblog.blog.sohu.com/117156484.html

[泽雉]

邓玉娇事件评论之一：

只要辩护人无法介入侦查阶段

任何对邓玉娇的不利指控，都应反对


萧瀚


中国的刑事司法一直是月朦胧鸟朦胧的玩意儿，为什么？

因为《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上述规定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辩护人——无论是律师辩护还是非律师辩护——都不能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司法程序。换句话说，辩护人和侦查人员在关于刑事案件的调查方面，诉讼权利不是平等的；再换句话说，就是在调查案件时，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侦查有特权！什么特权？就是控制证据材料的特权，这意味着侦查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案件的证据材料进行筛选，其筛选过程没有任何监督。

以宪政最起码的正当程序原则看，具有司法职能的政府部门在对公民进行刑事调查时，应该与该公民的辩护人共享司法资源，这其中就有最关键的证据材料。而《刑诉法》第三十三条极其无耻地公然规定在对公民进行刑事调查时，由控方独享司法资源，由控方完全单方地全面完整地掌控证据材料。辩护人只有在控方提出控告之后，才能就控方给定的证据螺蛳壳里做道场，这种情况下，辩护人唯一可能有所作为的前提是控方的技术性失误，幸好中国的公安和检察机关并没有那么敬业，不然的话还有哪个被冤枉的犯罪嫌疑人有活路？

《刑诉法》第三十三条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恶法！

在震惊社会的邓玉娇事件中，目前警方通报的内容和最初的消息之间存在很大出入，警方的立案侦查方向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而最初的消息却显示着明显的正当防卫特征。于是，这起案件的争点就指向一个问题：邓贵大等三人对邓玉娇所作所为到底是正在发生的强奸未遂案，还是一般性的服务供需矛盾？

这样的争论在单独由警方控制下的调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显然，调查结果取决于巴东县政府打算把这个案子做成什么案件！

调查此案的巴东县公安局毫无疑问听命于县政府领导，现在既然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作为立案基调，在律师无法介入案件侦查阶段这一前提下，也就是上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前提下，我们能相信他们对邓玉娇任何不利的指控吗？

答案很简单，只要辩护人无法介入侦查阶段，任何对邓玉娇的不利指控，都是我们应该反对的。

刑法虽然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正当程序配合，这“无罪推定”只是人权的纸上富贵，而目前就是这样的状态。

鉴于上述，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是：巴东县政府会不会出于本位利益，在尊重民意的假象下，不断抛出各种说法，敷衍民意，误导民意，最后将邓玉娇推上死刑定罪的道路（或者把她鉴定成精神病人，坐另一种甚至可能更可怕的监狱）——而律师则受制于《刑诉法》第三十三条望证据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