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从逼良为娼到逼良为侠 主题选项

[泽雉]

从逼良为娼到逼良为侠

野夫


一

野三关是家父的故乡，祖茔至今犹在；也是我出入家山的必经之地——代复一代的鄂西人要想走出深山，似乎都绕不开这个一直以来都籍籍无名的高寒古镇。但现 在，它却连同一个原本同样无名的村姑，而突然蜚声天下了。对于故乡这样的成名，我却心有戚戚焉——既因当地的墨吏而蒙耻，也为无辜的烈女而生哀。

在今日之中国，一个人生于穷乡僻壤已属不幸，倘若又是女儿身且长成在农家，那就更加不堪了。等级社会加身份户籍制度，从起点之初即已确立的不公，早已限制 了人的平等自由发展。于是多数求学不成的农家女，不得不早早沦为苦力或流落风尘。一个在故乡为官的朋友，曾经指着那些散落在深山里的新瓦房对我痛心地说 ——这些家里多半有一个女儿在沿海发廊，山区正牺牲一代女孩在换来所谓小康啊。

邓玉娇只是这茫茫走投无路的农家女洪流中的一员。她敢于选择在故乡的娱乐场所做服务员，就意味着她没打算以身娱人。但是，在那些基层恶吏的眼里，农民的女 儿乃是人尽可淫的——你不陪老子玩，你来这里干什么——这就是权势者的逻辑。而你本系玩物却还要择客，那就更是对我官人衙役的羞辱。对于缺钱的人民来说， 那他当然可以用人民币来抽死你砸死你。可恶的人民币，顺理成章地再次成为了欺凌人民的凶器。

官人邓贵大和黄德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钱的打工民女还有节，还有自尊和烈烈巴风。于是匹妇一怒，伏尸一人，流血五步。原本想逼良为娼的党政吏员，最后竟然把一个长期逆来顺受的村姑逼成了一代女侠——这才是今日社会的危机所在。


二

邓玉娇只是一个毫无武艺的弱女子，一个只肯在所谓KTV陪酒陪歌陪笑而不陪床的打工妹。在我所熟知的故乡，这样的孩子何曾敢冒犯官府干部。即便狭路相逢， 她们也多是要低眉俯首驻足让道的。一个浣衣的女孩，既无杀人的动机，也无杀人的故意，更无杀人的预谋，且无杀人的手段。如果不是这个时代把她们逼到退无可 退的地步，她怎敢抵死相搏，血溅素服？

侠者，以武犯禁也。如果今日之社会已经可以把一个毫无武力的女孩，瞬间变成金刚怒目的犯禁者；那既是这个女孩的悲剧，更是这个国家的悲哀。假设这个国家最 终还要为它的爪牙墨吏而张目，却不肯为这个无辜女孩去伸冤，且还要将她以故意杀人的罪名“绳之以法”之时，那我看到的则是整个民族的悲愤——我们无数人的 呼声，仍然无法挽救我们的一个无辜孩子之时，那岂不是要把更多的人培养成以暴易暴的侠者。

良法使世道和谐，恶法令社会暴戾。即便在黑暗荒诞层出不穷的今日，我们依旧在渴望极权改良从良，在呼吁民众依法维权。可是在更多的基层事故中，我们却看到 的是主官护短墨吏嚣张，民如草芥含恨忍辱——这样的世道循环，我们还怎敢相信这就是那些无耻倡优天天讴歌的“新社会”，怎敢相信这就是时刻蛊惑要带着人民 走进的一个“新时代”。


三

民女抗暴事件所揭示的深层问题是这个国家的虚伪。色情业是政府一向宣称在我国并不允许且不存在的行当，可是上到京城下到乡镇，秦楼楚馆几乎和政府衙门一样 普遍。红袖与红旗齐飞，警局共春宫一色——这是尽人皆知的现象。可是各级政府既无心真正取缔，也不敢立法管理，于是，给警匪红黑两道留下巨大的腐败和罪恶 空间，给公共健康和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隐患。

以洗浴城、夜总会等等名目广泛经营的色情业，并非我的故乡赫然存在；走遍祖国万里河山，何处不曾红黄夹杂？何处的官吏不是主要消费者？——更多的已成了点 名索要未成年的特殊顾客了。我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警局，不知道他们辖下的色情业所在。也几乎没有一个色情场所，不按时翻倍地向派出所缴纳“治安 费”。正是这样的上下默契，构成了今日中国的“河蟹盛世”。也正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治安保护，才形成了官员有恃无恐的粗暴淫邪，甚至敢斗胆逼良为娼。

野三关洗浴城只是因为命案的发生，才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揭露。可是在命案和色情业之外，当局还会深入了解一下它若干年来的生存秘诀吗？在那个深山古镇，平民百姓岂会成为它的恩客。没有相当的人物撑腰，它又何敢艳帜招摇在国道一侧而至今不衰。

既要开妓楼，还要树牌坊——正是这样的一种制度性虚伪，才使得我的淳朴故乡和这个藏污纳垢的时代一起沦陷，使得无数平民儿女要在这些权贵销金窟里饱受歧视蹂躏和迫害。他们要么成为含羞忍辱的性奴，要么被逼成血刃三寸的“罪犯”。



四

邓贵大不过微末小吏也，也许在日常生活中真如他夫人所言，原本是一个老实平和兢兢业业的党的干员——就算是这样的一个底层吏员，都能在自己的辖区内张狂如 此，可见这个制度是怎样的驱良为恶，怎样在纵容和释放着人性中的卑残。明明可以开放言禁报禁，就能监督官风，沟通民情，但是主政者就是要背道而驰；其中的 秘密，又岂是为了保护邓贵大之流。

在今日被广泛诟病的巴东县两府，难道会真正不知道邓玉娇乃被逼无奈情急之下的正当防卫。只是扔出死者邓贵大容易，甚至追诉伤者黄德智也不难，但是他们要面 临抛弃基层脚脚爪爪的风险——这才是真正的难事。在今日之官场，吏员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一个区区墨吏都能牵起一场政潮震荡——这绝非危言耸听。

稳定之所以在今日还能基本维持，正依赖上下齐心的互相袒护和分封分赏与分赃。倘若前线【基层】一点劣迹即被穷究，那岂不寒了天下爪牙的心。倘若所有的吏员 皆不肯卖力牧民，则何来上峰的平安盛宴。于是，我们常常看到，即便是一个偏远山区对中央的抗命，帝京也往往无计可施，最后只好也默许地方的胡作非为——因 为在本质上，他们失去地方基层胆大妄为的维持，失去的也必定是他们自己的为所欲为。

于是，我在我的故乡，悲哀地看见我的土家族女儿，必将走向她的命运。在此刻，万千呼吁化作的只是一声叹息。在今天，祖国对于它的人民的呼声，仿佛20年前一样；仿佛对民意的尊重和妥协，便是对他们恐怖原则的背叛。

我深知我无法改变我这个陌生的土家族妹妹的命运，就像我无法改变我自己的命运。但是，我如果沉默，就是对我自己祖宗的背叛。于是，我只能默默写下这样一些 思考，留给我的故乡的施政者，留给我的故土百姓一起回味——我们该怎样在自己的土地上，做一个自己的主人。仅此而已。仅此而已。

[秧雀]

“衰世”的变化就在我们身边

傅国涌

身处不同社会阶层，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不会否认我们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代，是一个“前途光明还看不见，道路曲折不知几时走得完”的时代，很多人想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恰当的命名，什么“后极权主义时代”、“新极权主义时代”、“次法西斯主义时代”，等等，我自己也曾为这个时代找到一个词，那就是“本能时代”。其实，龚自珍在190年前提出的说法仍然能精辟地解读这个时代，他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和“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色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摸像样，十字街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不要说朝廷没有象样的宰相，军队没有象样的将军，学校没有象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象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象样的工匠，街市没有象样的商人，就连象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

“衰世”现象，即使今天读来依然惊心动魄，毕竟，这个社会已到了连象样的小偷、强盗都没有的“衰世”。所有的强大都是表皮的，内囊已被蛀空，“盛世”只是虚幻的画面，是官方通过电视、报纸排演出来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变化了的时代，变化是潜移默化进行的，但变化之大，恐怕超过了以往许多锣鼓喧天、大张旗鼓的变化，除了权力结构、权力授受的制度没有什么变化，其他的几乎都变了。想想以下三个层面的变化足以令我们触目惊心，这些变化日复一日，正在我们的身边、悄无声息地发生着：

一是意识形态几乎失效。没有一个成年人会把那些玩意儿当真，哪怕是弱智，也知道那是哄小孩的小把戏。以至权势集团轻易不敢挥舞意识形态的大棒，批判他们的思想异端，因为被批者一夜之间可能就会成为道德英雄、时代骄子，受到万众的拥戴。也就是说官方已失去道义的合法性，不再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只能模模糊糊、得过且过混日子，在精神上已拿不出一套有效的说辞，除非转换意识形态，重新给自己定位。

二是社会结构重新洗牌。以往作为立国基础的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早就成了黄花菜，现在新兴的暴富阶层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与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的权贵阶层暂时分享最大多数的利益。依附于权贵阶层的知识阶层分得一杯羹，其中不少人也已是脑满肠肥，成了食利阶层。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完全被边缘化，在不公正的市场化改革中急速被抛弃，所有政策几乎都是按强势阶层的意志出台的。中产白领、自由职业阶层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出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他们带有更大的独立性，有追求自由、幸福的内在动力，是不容易约束的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很可能会在新时代前夜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权势集团先前没有想到的。

三是道德信仰全线崩塌。现在，这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就是利益，不同的人追逐大大小小的利益，按趋利的本能而活着，并且死去。道德的沦丧有目共睹，不需要任何例证。信仰的真空，也是众所周知，现在家庭教会大兴，官方教会也是信众云集，各种寺院、庙宇、道观、庵堂无不香火旺盛。据说不少权贵也是不信苍生信鬼神，求神问道，祈求自己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这当然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贪婪、愚昧和迷信，实在算不得信仰。然而，上上下下都在寻求信仰寄托这一点则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官方提出的口号有多么美妙，构想的理论说教有多么漂亮，再也不可能成为全民的一种信仰。

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是腐败的大肆蔓延，制度的根本缺陷，而且是道德的衰亡，信仰的崩溃，人心的离散，整个社会在人的意义上不断下滑。以往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极权专制了事。这样做当然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容易自我安慰的。专制强权诚然是导致社会大面积糜烂、人心溃败的重要乃至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但并不是全部根源，所有人、包括打着动人旗号的人在内都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换言之，这个社会之所以进入“衰世”，不光是强者、富豪、小人、恶徒要为此负责，弱者、穷人、好人、善良之辈也同样要为此负责。长期以来，正是不同的人们以种种借口、理由为自己卸责，才导致我们的社会沦陷在小人、恶人、无耻者手中，不能自拔。要想在人心的废墟上重建社会，确实步履艰难。如果，因为艰难而止步不前，那么我们注定了走不出“衰世”的迷局，将继续在虚假的瞒和骗中苟且下去。这个社会也完全可能在灰色专制强权的手中拖下去，至于拖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没有人能预知，《推背图》也好，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也罢，都不能为我们指点迷津。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拯救，自己为自己找到道路，这一天将不断推迟。归根结底，重建社会的前提乃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就是从每个人自己开始，世上本无救世主，我们也不能期待毛泽东式的救世主来拯救我们。变化时刻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如果要加快变化的进程，只有靠我们自己，变化始于每个人心中，也终将在每个人心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