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晨：西南大旱有没有“人祸”因素?! 主题选项

[凌飞鹤]

大旱之时，救急当然是首先要做的。但从长远治本来看，我认为还要重新检点我们对西部的认识，那里是生态脆弱地区，能不能像目前一些地区那样盲目大开发？ 西南大旱，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平民百姓都在为此着急。我想到的是，天灾如同人体的重大疾病，疾病往往不是一天两天得上的，一定有一个积累的过程。一个地区的气候变化，与本地生态系统的改变往往存在紧密的联系。

大力开发西部，曾是各级政府呼吁和努力做的事。西部的矿产在挖掘，西部的河流在开发，西部的原生态林变成了桉树林、橡胶林，西部的荒原变成了城镇。让西部的人民也富裕起来，无可厚非。但是西部生态的脆弱，西部物种的珍惜，以往西部人与自然是如果相处的？在挖掘时，开发时，种植时，建设时，我们认真地研究过西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吗？

西南大旱原因当然还有待全面去分析，不过，从已透露的信息看，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人祸的蛛丝马迹，在抗旱的同时，这些因素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为了经济效益，西南一些省份一直在砍伐原生态林，大力种植橡胶林和桉树林，而这两种速生丰产林都被形象地称之为“抽水机”，大面积种植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涵水能力很差。此外，桉树还是“霸王树”，它生长了，其他物种会慢慢地退缩，最后造成桉树林都是地表光秃秃的，生态遭受颠覆性的破坏。根据有关有资料，云南橡胶林集中的西双版纳地区，上世纪80年代后，有雾日减少了30天，现在更减少了60天，说明当地湿润度下降，区域性气候出现变化。而现在，云南橡胶林面积达300万亩，桉树林的规划面积更达到3000万亩，如此庞大的生态系统改造是不是造成大旱的一个诱因？

此外，这些年，西南地区的水电站建设密集上马，一座水电站，就会对河流的流域生态带来重大改变，金沙江上游现在有“一库八级”电站在修建中和将要修建，上游对江水的蓄积，不仅让下游的河道干枯，也会使地下水位降低。而西南水电开发的总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几十个三峡大坝的水平，如此巨大规模的水电开发，将造成怎样的生态影响，它是否也是大旱的一个原因？

其实，且不说水电站对生态的改变，水电站对水资源的“挟持”，已明显成为旱情加剧的一大原因，最近贵州大旱就暴露出这样的一个案例:2009年上半年，水城县已建成投入使用的电站有雾龙河电站和加克电站。正在加紧施工的有顺场电站、何家寨电站、金狮子电站、乌图河二级电站、猴场电站等6个电站。水资源成了电站老板和产权人控制的砝码。农民灌溉用水必须看水电站老板的脸色。水电站的快速建成，加剧了当地民众与水电站产权人的水源争夺。

再有就是江河的污染。我曾到这次大旱的重灾区珠江上游采访，那里的江水简直就是黑色的，当地居民从河水中捞起淤泥晒干后可当煤炭用，称为“河煤”。这次大旱之时有记者驱车在贵州沿途采访，发现由于采煤业污染，当地许多河流放眼望去，绵延数十公里的水面上一片“漆黑”。一些当地“职业捞煤”队的农民，挥舞着长长的水瓢，将河中的淤泥捞起，等到风干了，这是可以卖钱贴补家用的。大旱之中，一滴水都弥足珍贵，可与此同时，大片大片水源因为污染无法饮用，这难道不值得警醒吗？

大旱之时，救急当然是首先要做的。但从长远治本来看，我认为还要重新检点我们对西部的认识，那里是生态脆弱地区，能不能像目前一些地区那样盲目大开发？种树、断河、污染再继续下去，明天和后天还会怎么样呢？

[岩鹭]

天灾警示还账时

韩咏红 (2010-03-29)


　　殃及6000多万群众受灾，2000多万人饮水困难，亿亩耕地收成受损的罕见大旱，曝露出中国西南地区生态保护与水利工程长期失修的问题。

　　重旱背后是否存在人为因素，国内目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环保人士与学者指出，多年来滥砍滥伐导致的生态欠账，以及西南地区水利工程老化失修的水利欠账，是灾情严重的原因。在另一方面，包括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研究院以及云南省水利官员，则是以气候变化来回应外界的相关质疑，他们强调重旱是正常的周期性自然灾害，是大自然自身调整的结果而非“人祸”所致。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任福民前天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场大旱是有气象资料以来，西南地区遭遇的最严重干旱，原因是降水少、气温高，两重原因共同发生了作用。

　　然而，支持“气候变化”或“周期性自然灾害”说的一方，也并没有直接地回应外界几个主要方面的尖锐疑问：包括西南地区各大江河支流上星罗棋布的水坝与水电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云南大规模种植橡胶树以及外来物种桉树对水土环境的冲击，是否构成当地气温逐年上升的因素？当然，上述的人为因素对这场夏秋冬连旱的直接或间接“贡献率”是有多大，质疑者中也无人能说得清楚，承认对此仍缺少系统研究。但大家不厌其烦地反复重申，正因为环保实在是个过于重要的课题，而这几年来中国忽视环保而给民众健康、生命造成损害，这方面已有足够多的教训。

　　事实上，对于水电站与经济林种植生态影响研究的不足，这本身就暗示了有关方面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还未尽如人意。

　　反思一场天灾，除却思考灾难导因中的“人祸”因素外，也需检讨事前防灾减灾工作是否得利。天灾固然不可避免，但是有效的预防与准备，能够减少灾后的损失。例如说，倘若房子建设得牢固，那自然灾害中人命与经济损失当可减少。同理，如果水利工程事先进行得当，旱区灾民生产与生活必能少受缺水之苦。

　　水利部副部长刘宁上周就坦言，西南地区水利工程长期欠账，病险水库多，农田水利设施老化、损坏严重，在大旱面前不堪一击。以问题突出的云南省为例，该省有效灌溉只占耕地面积的37%。

　　而这不是云南独有的问题，由于财政投入不足，中国多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一些地方在干旱面前束手无策，水利设施不堪重负。全国18亿2600万亩耕地中，有半数是没有灌溉条件的“望天田”，即使是建成的8亿6700万亩灌溉耕地，也普遍存在灌溉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功能退化等问题，灌溉水利用率只有46%。

　　情况是如何演变至此？这又要回到知识界批评多时的“GDP主义”。建造发电站的经济效益远大于保障居民生活用水与农业灌溉的工程，因而前者数量猛增而后者年久失修。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犹如一个加速器，不计社会与环境资源代价地追求经济发展，对经济有利的事业迅猛发展，而经济效益较低或回报较慢的工程乏人问津，最终不论是社会、环境都不堪重负，结构性矛盾不断暴露。

　　这几年重大天灾不断，平心而论，中央与地方政府应急反应与协调能力都明显提高：调遣部队舒缓灾情，调配救援物资与稳定物价，利用官方媒体主动发表信息稳定社会情绪，当局在许多方面都已经驾轻就熟。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每一次天灾，都让人发现又一个被忽略的领域，牵扯出一系列问题：2008年南方雪灾，大批农民工滞留火车站的悲壮画面，凸显铁路运力严重不足；四川地震后，满目疮痍的废墟瓦砾与宝贵生命的损失让各界惊觉县乡房屋与学校建筑安全标准低下，而2010年的这场大旱，则是突出了对水利工程的长期忽视与工作缺失。

　　每一次灾害，受创最大的总是弱势的一方，农村农业是弱势部门，环境也是一种“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苦难往往因撼动不了全局而遭到轻视，但是日积月累的矛盾对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与安宁却未必没有影响。说到底，不论是社会的、还是环境的代价，欠账迟早会在账面上显现，总是要还的。在大灾后清理欠账，既是一种无奈，也是必须。

《联合早报》
（编辑：梁嘉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