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托孤 主题选项

[江南]

金正日前几天来华访问，这是他三个月内的第二次访华。对于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神秘领导人来说，这可绝对不是一件寻常事。更何况，他来华访问那天，正值美国前总统卡特到朝鲜“捞人”。时机之巧妙，也很耐人寻味。

国外媒体对金正日三个月来二度访华颇多猜测，其中也不乏金正日带其三儿子金正恩来见我国领导人的说法。昨晚跟朋友聊天，那朋友更是一语中的，金正日是来长春托孤的！我细细一想，还真的很有道理。一者，当下的朝鲜，正被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及其小弟韩国、日本等一帮人很不友善地“围观”，朝鲜唯一的同情和帮助者只有中国邻居；二者，朝鲜跟中国，有着共同的国家利益，反对世界霸权，维护本国利益。不久前，老美的航母从南海一路招摇到黄海，可见，在老美心中，对付朝鲜只是个借口，老美真正的“敌人”一直是我们！在这一点上，金正日看的很准。所以，他才不断前来中国寻求支持和帮助。

从上面两点来说，我们都应该大力支持朝鲜。试想，如果美国、韩国一伙占领了朝鲜，中国肥沃的东北就将直接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一只凶狠的老虎就站在你的卧榻旁边，你还能睡得着？！帮助朝鲜，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

朝鲜九月初将召开党代会，金正日身体不好，肯定得提前安排好接班人，他此番前来，自然跟接班人的安排有关。不管安排的接班人是不是他儿子，他所托付的都是朝鲜日后的安全和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稳定！

[凌飞鹤]

五、失落的中国外交大战略　　中国的东北亚新战略，反映出中国决策者们试图重新找回大战略思维的传统。这种传统，曾经贯穿了整个毛泽东时代，但被“韬光养晦”策略所中止。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外交决策者们习惯于用地缘政治的眼光看问题，努力建立遍布全球的战略盟国体系。　　在毛泽东时代的极盛期，中国成功地在周边布设了一道用于隔离美国势力的防火墙。这道防火墙，是中国在朝鲜直接与美国交手以及在越南与美国间接对抗的结果，也是在全球范围内“输出革命”的结果。由于这个时期的努力，到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拥有一个十分安全的国际环境：有限核威慑战略有效地遏制了北方苏联的军事冲动；1962年中印战争的结果，使得印度三十年不敢轻举妄动；巴基斯坦干脆全面倒向中国；朝鲜试图采取一条在中苏之间平衡的路线；越南尚在恢复战争创伤：东南亚邻国遍布中国支持的游击队，迫使其政府必须向中国示好以求和平。　　现在回顾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可以总结出很多强有力的潜规则。这里不妨略举几条：　　——友国的贫穷是我们的财富。那个时代的外交决策不把穷朋友视为一种不必要的负担。相反，那时的中国善于结交穷朋友。事实上，与穷朋友的关系更容易维系，因为我们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就可以赢得对方的友谊。　　——外援是外交的不可缺手段。“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如果我们不肯出钱出枪帮助邻国抵御敌对势力，那么就得准备牺牲国民和经济以反抗侵略。因此，毛泽东时代出现了“勒紧裤带支持朋友”的现象，这换来了中国的安全以及国际地位。　　——不鼓励邻国成为新兴强国。1971年，当美国的越南困境日益显现之时，中国选择了与美国和解，并且推动越南内战停火。同时，中国一边跟缅甸等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一边公开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武装反抗运动。这些现象显示，中国希望保持一个有利的周边力量平衡格局。　　这些潜规则在当时是无法形诸文字的，因为它违反中国公开宣称的外交原则；即使今天谈论它们，也仍然是富于争议的。但它们确实在影响着七十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且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随后的实用主义短视政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安全态势。七十年代末，中国选择与越南交战；八十年代初，中国放弃对东南亚亲华势力的支持；九十年代中，中国对陷入经济困境的朝鲜采取鄙视和冷落的态度……这样，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每当中美争端兴起之时，中国就必然恼火而尴尬地发现：自己的贸易伙伴遍天下，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中美争端中站出来支持中国。　　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来的台海危机中，中国总是发现自己不得不孤独地面对美国的军事威慑。　　这种结果，是中国外交界经济至上主义所结出的恶果。多年来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其他国家都试图把外交部办成不流血的国防部，而中国外交部却被办成了爱流泪的外贸部。中国外交官习惯于把经济利益（赚钱）作为检验对外交往成果的唯一标准，因而断然采取了一种嫌贫爱富的行事准则。毛泽东时代的外援政策被视为一种不赚钱的赔本生意而被大肆批判；很多批判文章纷纷哭着论证当年中国其实不必为友国花上哪怕一个子儿，并且得出一个共同的暗含论点：　　——勿友不如己者。　　六、越南苦果　　越南是中国三十年来近邻外交中最为经典的失败案例。　　回顾中越交恶的根源，实足令我们苦笑。不过，中国对于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反应，是完全建立在地缘政治合理性的基础之上的，符合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思维模式。不过，我始终怀疑关于这个历史过程的书面记录丢失了某个链环，并没有诚实地告诉我们当时中国外交界的失误；而正是这种失误，导致中国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　　似乎也可以说：如果当年中国采取预防性措施，那么中越军事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过，这不足以深究。真正有意思的，还是中越关系正常化后的一系列时局演变。　　中越关系的正常化，使得越南“革新开放”成为可能；而苏联的解体，则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推进，中越关系开始密切化。越南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使得不少中国精英艳羡流涎。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的某些媒体甚至有意把越南树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典范。在2007年左右，以 “太傅”自居的皇甫平还鼓吹“越南人民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向前进”，不过话音未落，越南就陷入金融危机，不得不向皇甫氏所谓“陷入内部争论不能自拔”的中国人民借钱过日子。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且说当年外交部看到越南“革新开放”欣欣向荣，而朝鲜在“国际社会”的围困下举步唯艰，于是采取了厚越薄朝的立场，对存在领土纠纷的越南尊敬有加，对甚少双边争端的朝鲜则冷眼相向。跟外交部的腔调一致，中国媒体赞扬越南“革新开放”的法螺此起彼伏，讽刺朝鲜“封闭僵化”的声音不绝于耳。　　然而，外交部短视的“勿友不如己者”信条很快就得到了报应，而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潜规则再次显示了其有效性。接踵而来的事实证明：分裂而贫穷的邻国最符合中国利益。统一而且正在走向富裕的越南很快采取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在南沙群岛，越南公开与中国争夺领海。在两国都体认到大炮是科学划定国界的最佳手段之时，越南干脆请来了美国航母，一道在南海共同切磋如何联手消灭中国的南海舰队。　　更绝的是：越南方面甚至羞答答地暗示，如果中国在南海对越南动武，越南则可能索性把金兰湾租给美国作海军基地。换言之，越南将请来一个自费护院的强悍志愿者。　　二十年前外交部制定“互惠互利”外交政策的负责人应已长眠土下。如果他们于黄泉看到这样结局，不知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