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饼非厦门独有的历史遗存(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 主题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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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很多地区都有玩“状元筹”的科第习俗


●逐步流失的有关状元筹的游戏规则被移用到会饼上而得以保存



平分秋色明月照，巧合四红状元收。又近中秋月圆时，厦门人将再次迎来激动人心的博饼佳节。


伴随着叮当作响的骰子声，惊叫声、感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无贵无贱、无长无少、无拘无束，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参与公平竞争的博饼，其乐陶陶，全市大街小巷都洋溢着一种轻松欢快的过节气氛。厦门的中秋节因为有了博饼游戏，其热闹欢乐的程度一点都不亚于春节，在厦门经历过中秋的外乡人对这个城市印象最深的往往是博饼。


博饼已成为厦门地方文化的特色之一，也是厦门人引以为豪的风俗。不过，多年来，厦门人对博饼习俗及其起源的认识却存在着明显的误区。


晋江、台湾也博饼


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是，博会饼是我们厦门人过中秋的独特民俗，有些文章还认为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在闽南其他地方和台湾的部分地区也流行着基本相同的中秋博饼习俗。


例如，在闽南晋江、石狮有些乡镇也流传着的中秋节夺状元饼的习俗。人们聚在一起，取大小不一的月饼，用红纸贴上“状元”、“榜眼”、“探花”、“三会”等等名目，每人用骰子四粒掷入碗中，以四点红为最高，竞夺状元饼。夺得状元饼者，意味来年定有好运气，其玩法与厦门的规则基本相同。


在安海，中秋赌饼也已成为一种商业活动和大众游戏（《石狮日报》2001年12月10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福建风物志》记载：在厦门、漳州、泉州、金门一带，中秋节有“夺状元饼”的习俗。


在台湾省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一些城乡，至今还流行中秋博状元饼的习俗。状元饼是根据旧式科举制度的名称，按广式、潮式、苏式和宁式配套而成的大大小小63个月饼，每套包括状元、榜眼、探花饼各一个，进士饼8个，举人饼16个，秀才饼32个。有的会饼还有贡生、童生和白丁饼若干。状元饼最大，直径达一尺余，像脸盆般大，有的还用铁模印上状元游街或状元拜相一类的图像。其他月饼按科名地位逐级减小，饼上用红纸标明名称。在厦门对岸的金门县，金城镇吴厝社区发展协会每年庆祝中秋社区联欢晚会，都有博状元饼大赛。读者只要通过互联网用“状元饼”三字搜索，就可以看到台湾许多地区博状元饼的信息。由此可见中秋博状元饼并非厦门所独有。


博法并非郑成功部属发明


目前流行于厦门的博饼起源说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据说，300多年前郑成功据厦抗清，其士兵多来自福建、广东等地，中秋前后愈发思亲怀乡。郑的部将洪旭为了宽释士兵愁绪，激励鼓舞士气，利于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于是与当年驻扎在今厦门洪本部33－44号的后部衙堂属员，经过一番推敲，巧妙研究设计出中秋会饼，让全体将士在凉爽的中秋夜晚欢快一博。每会月饼按照各级科举制度的头衔，设有“状元”1个，“对堂（榜眼、探花）”2个，“三红（会魁）”4个，“四进（进士）”8个，“二举（举人）”16个，“一秀（秀才）”32个。全会有大小63块饼，含有七九六十三之数，是个吉利数字。因为九九八十一是帝王之数，八九七十二是千岁数，而郑成功封过延平王，所以用六十三之数。


可惜的是，所谓郑成功部属发明博状元饼的故事只是美丽的传说而已。不知这一传说的最初根据何在？就我所知，博饼游戏应该是从明清时期全国多数地区都有的玩“状元筹”或“状元签”的科第习俗演化而来。


“状元筹”（又称“状元签”），是明清时期流行于士人阶层的博弈用品，通常用骨质或象牙为材料，全副状元筹由63支长短大小不一的筹条（或称签条）组成。每支筹条上刻有从状元到秀才的不同科名和注数（注数类似于我们今天打牌时的分数或点数），以科名高低定注数，状元1支为32注，榜眼1支为16注，探花1支为16注，会魁4支各为8注，进士8支各为4注，举人16支各为2注，秀才32支各为1注，总计63支192注。


这是最常见的筹数，还有个别较少见的状元筹，全副有67支，除了上列筹条外另有传胪、会元、解元各1支，状元为64注，总注数为384注。


状元筹的玩法有谱可循，其游戏规则与厦门中秋博饼的规则基本相同。我在北京购得的一块清代象牙质状元筹谱上刻着：“状元：四红合巧得、五子一色夺、全色全收”，“会魁红三对，进士黑分相，举人二红，秀才一红”，因为此游戏靠掷6个骰子来博弈并以红四点为胜，所以又称“掷状元筹”、“掷状元红”。


“状元筹”的产生与流传


关于状元筹产生的具体年代已难详考。早在宋代，就有“状元局”的游戏，状元筹大概在明代就已出现，到清代盛行于全国多数汉族地区。清人顾禄《清嘉录》卷1《状元筹》载：“取科目名色，制筹为局戏，岁夕聚博，以六骰掷之，得状元者为胜，取及第争先之谶，谓之状元筹。”


状元筹的出现是与科举制密切相关的。自从隋唐以后，科举制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士人到农、工、商阶层都对科第十分尊崇，不仅政治、教育、文学等打上了深刻的科举烙印，而且连社会习俗也受到科举制的广泛影响，状元筹便是科举制对民俗影响的一个例证。不过，尽管骰子在唐代已定型且唐代已有进士、状元等科举名称，但可以推断，状元筹的出现时间必在明代以后。因为在明代以前举人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科第名位，秀才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并非只是府州县学生员的别称。状元筹中的科名系列反映的是明清科举的情况。


从前人们掷状元筹与现代厦门人博饼的情形相似，由于状元筹游戏有其独特的吸引力，至清末仍有流传。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九尾龟》、《镜花缘》中都有描述民间“夺状元筹”、“玩状元筹”的情节。当传到社会各阶层之后，状元筹的制作材料就不再讲究了，往往以竹签代替象牙或骨质的材料，因此状元筹又称为状元签。


科举制废除之后，一些地区还保留着这种游戏，如在广东潮汕地区乡间和闽西长汀等客家居住地的部分人群中，民国以后都还曾流传着过年时耍状元签的习俗，因为博法简单，甚至成为妇女尤其是老妇女玩乐的一种方式。


有的人认为，状元筹是古人寓教于乐的娱戏，力图激励人们公平竞争、启发思维、进取向上的一种教育方法。当然，也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占卜流年运气，状元筹有时也被当作赌博的器具。现在北方和江浙一带民间还收藏有少量象牙制状元筹，而骨制尤其是竹制的状元筹因为材质不珍贵，很少存留下来，其游戏规则就更少有人知晓了。


但是状元筹的游戏规则因为被移用到会饼上而得以保存下来。中秋博饼在闽南、台湾历史悠久，开始时是在文士而不是在武士中流行。据清代蒋毓英修《台湾府志》卷6《岁时》载：在中秋节这天，“是夜士子递为燕饮赏月，制大面饼一块，中以红朱涂一‘元’字，用骰子掷以夺之，有秋闱夺元之想。”后来高拱乾等修纂的《台湾府志》卷7《风土志》记载这种饼为“中秋饼”，“用骰子掷四红以夺之，取秋闱夺元之义”。秋闱是指科举乡试，中秋这一天是明清两代500多年间乡试第三场的考试和出场时间，因此八月十五是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重要日子。清代台湾一些府县的读书人为求得科举考试的吉兆，利用中秋赏月之际，玩吃状元饼的游戏，并借此预卜当年考运。凡得状元饼者，明年中秋还得送来状元饼再参加竞赛。据娄子匡《岁时丛谈》详细记载这种“斗四红”风俗的玩法为：文人雅士相邀买一组饼单，可以换取大小状元饼63个，然后用掷骰子（6个或4个）来争取状元饼，以掷取“四红”之数分取饼单，如得4红则称“状元”，可夺取最大的饼。有的人认为，中秋夜博状元饼是明清两代鼓励民间多读书、求功名的一种怡情且益智的游戏。


总之，博状元饼的出现时间应在状元筹之后，是在状元筹博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63不过是从状元到秀才7种科名的连续倍数相加。不仅从两者出现的时间上分析是如此，而且从常理上说，由于小的月饼尤其是最小的“一秀”很难印上“秀才”等字样，一般情况下是在人们已熟知63个大小科名和游戏规则之后，才能顺利地进行博状元饼的游戏。至于是谁或具体何时最初以会饼代替筹条，今天已很难确考。所谓郑成功部将洪旭发明这套博法的传说，需要举出可靠的原始依据才站得住脚。我们也很难想象这种起初主要是在文士中流行的游戏会由武将设计出来。


厦门文化的特色之一


介绍博饼习俗的来龙去脉、颠覆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历史事实和现实真相，而不是否定厦门市博状元饼习俗的意义和价值。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是中国古代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制度，它曾长期左右着士人的命运和文风时尚，1300年间，传统中国官僚政治、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皆以科场为中心得以维系和共生，科场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人文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科举制虽有不少弊端，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尤其是科举制在19世纪被英美等西方国家所借鉴，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清代以前，全国各地都曾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与科举考试有关的文化习俗，但在1905年废止科举制以后，多数相关的习俗都已逐渐消失了。现在有不少地方还有用科名命名的东西，如酒令中的“五经魁”等叫法，一些地区的“状元红”酒、“状元豆”等食品，体现的也是从前人们对科名的崇尚心态。古城开封现在还有“进士糕”与“状元饼”的传统名点，是人们馈赠亲友和招待贵宾的高级礼品。


闽南、台湾一带以科名月饼取代竹制或骨制、象牙制筹条，并将博戏时节从春节前后移到中秋，使这种别致的科举文化习俗得以存留至今，这是古代科举文化现代遗存的典型事例，具有其独特性和特别的价值。古代厦门人对科名也很尊重，当时厦门人对考中科举赴任者，即使从来不认识，只要有一张名片送过来，就会赠予贺礼。博饼的习俗在厦门能够顽强地延续下来并格外风行，是与厦门人向来重视教育的传统分不开的。


博饼习俗不仅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提供了“活化石”，更重要的是保存了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娱乐种类，为大家提供了一种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活动。虽然此风并非厦门独有，但在厦门特别盛行而且日益发扬光大，近年来还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已成为厦门民俗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构成现实厦门文化的特色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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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博饼起源谈
天津历史博物馆专家董鸿程呼应厦大刘海峰的“博饼起源说”
“除刘海峰收藏的那套并不完整的‘状元筹’，天津市也有状元筹收藏品，而且还是完整的。”
本报连日来关于博饼起源的报道，引起厦门市民广泛关注和争鸣，更有“好事者”爆料：中国目前能找到象牙制的状元筹十分难得！为此，记者通过相关渠道，联系到了天津历史博物馆的副研究员、金石篆刻研究专家董鸿程，他所在的博物馆里，收藏了两套“状元筹”。
本报记者／陈进容 实习生／傅蔚蔚

天津博物馆仅有两套藏品
董鸿程介绍说，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的两副象牙制“状元筹”归属“杂项”类，目前北方收藏有此类完整“状元筹”者十分罕见，天津市只有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有这两套，其他博物馆均为空白。
“两套状元筹，一套是完整的，有六十四条，每条筹条双面篆刻，一面刻上‘状元’、‘榜眼’等字，一面则刻上相应的人物造型，再配以花草、山水图案；另一套则稍有缺憾，少了总谱，只有六十三条，且一面为光板，一面刻字画。”身为金石篆刻研究专家的董鸿程谈起这两套“状元筹”都为其刻工发出赞美：“刻工十分俊秀精细，人物栩栩如生，线条清晰。文字则飘逸隽朗，看来刻工来自能工巧匠，这也与其珍贵的象牙质地相匹配，从中能判断出这套‘状元筹’的主人，应该是清代时的大户人家或者官宦人家。”
此外，董鸿程说，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这两套“状元筹”分“状元”一个，“榜眼”一个，“探花”一个，“会元”四个，“进士”8个，“举人”16个，“秀才”32个。“状元”筹条长16．5厘米，宽2．5厘米、厚0．6厘米，均为象牙质地。最小的“秀才”筹条长7厘米、宽0．8厘米，厚0．3厘米，从“状元”到“榜眼”再到“秀才”，筹条的大小尺寸逐渐递减。
北方叫“抢状元”
“玩‘状元筹’这样的博弈游戏，我们北方叫‘抢状元’，为什么叫‘抢’，因为第一个博到‘状元’者并不等于进了保险箱，若后面的人掷骰子时，掷出一个比前面的‘状元’点数更大的点数来，这样‘状元’就被后面的人抢了。”对于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提出的“状元筹”明清时期就在北方流行的说法，董鸿程表示赞同，而且他提出更进一步的说法：这种抢状元的游戏很有可能起源于北方传统游戏“升官图”。虽然目前他没有考证依据，但他推断这种可能性很大。
董鸿程回忆说：1950年我只是个小孩，小伙伴们就经常玩“抢状元”，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可没有那么好的条件用象牙筹条，而是用硬币代替。因此，他分析，厦门出现的博饼游戏，其实就是类似用饼来替代筹条的“抢状元”。
董鸿程小时候玩“抢状元”，两个人以上就可以玩，大家先看看有几个人玩，之后，确定筹条押注金额，比如每注一元的话，状元32注就是32元，据此类推大家把钱凑齐就开始玩了。董鸿程说：说白了，“抢状元”一开始就是一种赌博，不过它的娱乐味道更浓，赌的味道较淡。
今日北方人为何不识“状元”？
据说，清代玩这个游戏的人，基本都是大户人家、官宦人家，或者书香门第。董鸿程考证，明清小说《镜花缘》中描写牶“玉芝道：‘前日在那里弹琴、下棋、马吊、投壶、花湖、十湖、状元筹、升官图，狈够顽了，偏偏公主又要联韵。’”也同样说明这种博弈游戏在大户人家中盛行。
董鸿程认为，当时北方人只是在过年的时候玩这个，而且主要在妇女、儿童之间进行，真正已经博取功名的男子倒不屑于玩这个。但可以确定的是，当时京津地区玩这个的人已不少，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的这两套“状元筹”就是从民间收藏过来的，据考究还是北京城那里流传过来的。
到了解放后，玩“抢状元”的人就更少了，原本寻常百姓家都有的“状元筹”更是逐渐散落、丢失，甚至销毁。到了“文革”时期，“状元筹”更是被视为赌博工具、腐朽产物，很多人家即使有较珍贵的象牙质地“状元筹”也只好忍痛销毁。
董鸿程说：“到如今，您要问我们天津人懂不懂状元筹是什么东西，没几个能答得上来，您要问的话，至少要60岁出头的老人，您瞅着他还有些见识，他或许还能跟你说上几句，不过这种可能性也很小。”
民间也有散落
董鸿程说，北方民间肯定也有私人收藏的“状元筹”，但质地不一定都是象牙，也可能有竹制品或者其他质地。他知道北方民间有个刘先生，收藏一套状元筹，十分精致。其中总谱写着：状元兮五子一色得，榜称四红马军得，传胪分相得，会元不仝得，会魁三红得，进士四叙得，解元三对得，经魁正快得，举人二红得，秀才一红得，全色全枚。
这套“状元筹”共三百八十四注，每次注数目根据玩的人数定，二人一百九十二注，三人一百二十八注，四人九十六注，五人七十七注，六人六十四注。
他说，事实上，从一些“状元筹”总谱上的词语看，可以判断这种玩法在宋代就已经出现。比如表示骰子点数和花色的“正马军”、“负马军”等说法宋代就有，董鸿程考证说，“正马军”就表示两个“四、五、六”；“负马军”表示两个“三、四、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