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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的狂欢

许知远=文 2005年7月10日
http://www.mindmeters.com/arshow.asp?id=1792



一位在网络上张贴自己丰满、却缺乏美感照片的28岁女性在两周内成为了全国性的明星，在一切场合谈论她则是我们最重要的公共生活。

类似的事件早已发生了一连串。

一开始，一位上海姑娘称自己是“上海宝贝”，将自己在上海俱乐部里的主要是假想的颓废生活记述一番，她成为中国新生作家的代表；然后，另一位姑娘在博客上直白地公布了她的性爱体验，又成了某种先驱，并招来一些成功的追随者，她们构成网络世界的五朵金花；一位其貌与其智都不扬的电视主持人，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相信他的插科打诨“勇敢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一位从东北来的小品演员，使东北口音风靡了中国，他不仅从舞台走向电视剧，而且成为中国一家重要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他的荣耀还造就了另一位努力在屏幕里表现出自己憨厚一面的搭档，他们之于东北三省，正如披头士之于英国；一群又一群年轻女孩子蜂拥至电视镜头前，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跳拙劣的脱衣舞，宣称自己才是“超级女声”……

每天，中国一亿网民中的大多数都会浏览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他们曾是新科技、新文化的象征，现在却是流言与滥情的最佳集散地。一些人曾经期待它能解放人的情感与智力，却发现它酿成了新的暴政：没什么比统计数字更让人冲动的了，浏览量、收视率、发行量主宰一切，“最有人气”是最高指标，似乎离开了手机短信与网络投票，一切标准都丧失意义。

焦虑

“你非得让自己像一个知识分子那样想问题吗？”尚不足三十岁，我却成为一名文化上的保守分子，尽管经常不是很清楚应该守什么。我的谈话方式常常招致奚落，别人认为那里面充满精英式的自以为是、与社会脱节造就的无知，甚至是虚伪。

或许他们是对的，我努力让自己不那么偏激。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出来，除去“庸俗”，还有什么词汇比这更适合于形容眼前的中国社会心理状态。在硬币的一面，它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最大的市场，世界的工厂，一块希望之地；而在另一面，它无疑又是垃圾成堆的社会，它所制造的精神污染，可能比物质成就更惊人。这还是那个历史书上被描绘成精致、优雅的国家吗？做一个中国人曾经意味着敏感、细腻，能享受风过松林的声音，能悠然于山水之间，但现在差不多只剩下卡拉OK与洗浴中心。

更关键的问题是，似乎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我们不正处于一次人性解放的运动之中吗？我们的个人自由不是一点点在增加吗？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抒发自己的意志，成为“十五分钟的名人”。放弃那种空洞的理想主义吧，我们早已品尝过它的危害性，因为我们没有成熟的制度，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让自己太格格不入……

但人们在做这样的自满、得意的表达时，又分明处于焦虑之中，当他说享受自由时，却一点也不自由。他对自己的身份很焦虑，因为能证明他的价值是一套单一的指标：他能挣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有多少名声，有多少特权。如果你试图说我的内心有多丰富，或是我喜欢那些小说家，这多少像个怪物。即使你是一个依靠思想、艺术为生的人，你会连自己都不太好意思承认自己的身份，以文字为生的人从不说自己在写作，只是在写字。

似乎每一个职业、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对自己所处的状态不安，一名政府官员最努力的是如何将房地产价格推到更高或者把高的价格拉下去，一位商人四处演讲、希望获得博士头衔，一名教授显然对于思考与教书兴趣不足，他更愿意从媒体与公众处获得声名，一名新闻记者相信自己只是权势集团的传声筒，而一位电影明星，则不遗余力地想出版作品……

一方面，每个人很自信，相信自己理应得到更多；另一方面，人们又极度虚弱，将所有信心建立于外在评价上。在我们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物质与数量两种力量面前屈服。我们的时代英雄是资产最多的人，或是曝光率最高的人。于是人人都喜欢用Google查一下自己的名字有多少项相关目录，即使那位“最为勇敢”、“最有个性”的芙蓉姐姐，也是数量的产物，是清华大学学生的鼠标所造就的。

社会心理变化

我们试着用西方社会学家们的理论来理解中国，它们显然只适用某一个狭窄的片面，因为中国与欧洲、美国所处的历史背景截然不同。你在大卫·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C·W·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中都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某个侧面，我们看到民粹主义、消费主义、拜物教、身份焦虑、群氓、个人主义……

探讨一个社会心理变化拥有相似的方法，我们要知道它被哪些传统力量影响，又有哪些新力量涌现出来，占据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是什么，他们的价值观被哪些历史事件塑造……

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变化是经济力量的兴起。因为对政治力量无孔不入地渗透入个人生活记忆犹新，所以一切经济活动立刻被赋予了超越其自身的意义，所有追逐利益的行为，都被视作是对严酷政治斗争的一剂解毒药。当时间到了1990年代之后，改革初期的理想主义式微，信念濒于破产，物质成为大多数人惟一的依靠。部分人迅速积累起来的财富，使得消费主义浪潮到来。

中国所谓的开放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彻底到来。全球化浪潮在信息革命的基础上迅速席卷中国。似乎几年前还为书籍匮乏而发愁的一代人，立刻变成信息过剩的新一代。他们尚未培养出独立性格、明辨是非的能力，就陷入了信息焦虑症。他们宣称自己了解一切，却不知道他们可能拥有整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却是平面的。他们开始过分强调自己所知什么，却不知道自己可能的无知。由于上一代人可能深受集体主义之害，所以，几乎所有对个人权力（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都得到赞扬，几乎所有对共识的破坏，都被视作一种自由边界的扩大，不管它本质上是反自由的、还是根本盲目的行为。

政治力量部分退出了公共生活，但仍是强大的力量。在拓展出的新空间中，商人变成主导群体。就像所有社会变革一样，他们从边缘来到中央，身上沾染的野蛮、粗俗力量与他的生命力同样显著。他们积累了足够财富，但这种财富没有赋予他们独立性，也没有转化成社会、文化上的影响力。财富赋予了他们发言权，他们却无话可说。

知识分子基本上已溃败。作为知识分子家园的大学，有着比国有企业更加保守的机构设置。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要么对眼前的社会变革视而不见，用“世风日下”、或“安于清静”来掩饰自己的智力贫乏，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价值观值得坚守；而另一部分，则兴致勃勃、而又过分低级地投身社会变革，他们通过简单的嘲讽性语言，或是为对某种既存秩序进行辩护，而证明自我的存在。他们最多是不错的专家，却很少有人成为知识分子。

中产阶级！在过去的十年中，没有比这个词语更流行的伪概念了。他们生活在一个狭窄地带，或许体验到全球化的部分好处。他们没有勇气做出多少尝试改造现状的努力。

如果，社会仅仅由这些力量构成，或许我们可以期待它逐渐从这个庸常的状态逐渐进化到一个更文明的阶段。

但是，市场力量在过去的20年中，既催生了更富裕的人群，也使一些人破产，他们无缘享受财富积累的好处。政治力量的退出既意味着更大的自由呼吸的空间，同时也意味着曾经的保护的消失，尤其对于那些在新的改革中失利的人。

同时，融入全球经济，不仅意味着更充分的财富与信息，也意味着你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参照体系中，眼前有更眼花缭乱的对比，它让你焦虑不安。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将近5亿人要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必须要学会掌握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新的语言与思考，而另一个为数不少的人群则试图进入世界，他们要了解卢浮宫和尼罗河。你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从《北京人到纽约》到《马大帅》都受到巨大的欢迎，后者更受欢迎，是因为它所针对的群体人数更为巨大。

时代难题

于是，我们时代首要的难题是，我们的技术力量与物质力量已经进入21世纪，而我们的情感与智力却停滞不前，并且误将前者力量加到后者身上。没有一个群体在提供社会标准，因为人们相信，任何标准都是过去权力集中的某种延伸，都应该被反抗。但我们忽略了，其实我们已几乎无力反抗，因为缺少基本的道德与智力武器，我们所有的差不多只是反抗的情绪与姿态。当我们在标榜用一种个性来反抗集体化、平均化的社会，却最终发现，我们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平均社会。我们不相信有存在着更高级的智力与情感，不相信有的人拥有比别人更大的发言权力，只认为只要你敢于表现，就应该获得一切。

一个社会最糟糕的状态不是它已经身陷粗俗，而是它沉缅其中，放弃从中摆脱出来的努力。而在摆脱过程中，嘲讽绝不可能作为惟一的武器，它的伤害性可能比建设性要更显著。重建的重任只能建立于那些智力与情感上的真正精英之士，他们是一个社会的头脑，它提供方向感，刺激你的庸常状态，提供新观念，也进行不负责任的争辩，在一片噪音中提供清晰、富有审美意义的声音。而确认这些精英的身份的不仅仅是他的地位甚至学识，更在于他是否拥有一种不断超越甚至否定自我的勇气，愿意过一种不懈的生活，追寻更高的标准。

想做到观点客观是困难的，陷入悲观情绪与过分自满同样有害。一些人在现实之中只看到衰败、堕落、解体，而另一些人则看到了解放、新视野和冲出牢笼的欢乐。即使在感慨西方没落的同时，斯宾格勒也会说：“命运始终是年轻的。”

中国是一个世界前所未有的实验场，它不仅意味着你在这里可以尝试开办各种工厂、寻找各种廉价的劳动力，或是在大学里招募聪明的年轻人，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的人类知识与理解力，提供了巨大的样本。这里本应出现更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因为这一幕戏剧既悲壮又引人发笑，既粗俗不堪，又生机勃勃。而在这一方面，我们所做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