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傅国涌：体育政治的悲哀 主题选项

[泽雉]

（傅国涌先生这篇文章，写于一年多前，末段推测的“将掀起新一轮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狂热”，我们已经先在所谓奥运“圣火”传递中见识了。顺便说一下，英文中普通的“火炬”一词，到了我们这里，理所当然就被加以“圣”化了。）


体育政治的悲哀

傅国涌


自从1984年，中国人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以来，上上下下对国际性的竞技体育充满了兴趣，闪光的金牌仿佛给我们这个民族注射了强心针、兴奋剂，金牌成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倡导体育时主要的乃至唯一的追求。我们这个民族本来就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体育场上的拼杀正好合乎我们的民族心理，至于金牌背后的血汗和泪水，金牌和体育的真实意义，统统都可以不管。我们的目光总是锁定在刹那的辉煌上面，锁定在虚骄的光环上面。为了金牌，我们可以倾一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惜代价地去追逐。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对待体育。

千千万万运动员奉献青春、血汗换来的金牌到底有多少价值，渐渐已成为一个问号。曾经是国际马拉松冠军的艾冬梅因为生活所迫，在网上出卖她过去在国际国内赛场上获得的16面奖牌，金牌开价不过1000元，铜牌只有极为可怜的100元。艾冬梅的境遇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特例，除了个别体育明星之外，老实说，大部分的运动员，哪怕是在国际上拿过金牌的，一旦拼不动了，退下来，他们的处境往往都好不到哪里去。国内多家媒体披露，目前中国的30万退役运动员，其中近80%的人正不同程度地面临失业、伤病、贫困等问题的困扰。这些运动员的悲剧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体育的悲剧。

追根溯源，体育的目的大体上不出三个，一是个人性的，以健康为唯一诉求，体育只是锻炼身体的手段和方式；二是团体性的，在体育活动中可以得到合作的训练，包括群体性的庆祝、联欢和娱乐等；三是竞赛，由体育的个人性和团体性逐渐发展出相互之间的竞赛，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竞技体育。第三个目的本来是从前面两个目的而来的，然而到了我们现在，第三个目的成了国家性的目的，压倒了其他所有目的，一说起体育好象就离不开竞赛，最重要的健康目的反而被忽略了。赛场上下来的运动员往往伤病累累，他们的竞技水平建立在严格的、高度强化的、不断重复的训练基础之上，那些训练常常是残酷的甚至无情的，有时候甚至不惜以牺牲身体为代价，去获得竞技的提高和比赛的胜利。这当中包含了太多与人性相背离的因素。当然，这是就专业体育（或者叫职业体育）而言，在民间，还是有很多与体育无关的普通人，凭着兴趣爱好，或者锻炼的目的，每天在跑步、游泳、打球或从事其他的体育活动，但这些活动纯粹是私人性的，与政府所支持的、财政投入的体育没有任何关联。如果与其他国家简单比较一下，在专业体育之外，我们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公共的体育设施、体育活动空间的建设投入方面，是很可怜的。

前几年雅典奥运会时，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正在加拿大，他一边在网上关注奥运会，一边观察加拿大人对奥运会和体育的态度，写了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谁是体育大国》，他发现，加拿大人不大关心奥运会，不在乎拿金牌，但他们每天都在运动，划船、滑雪、打球、游泳、跑步等等，加拿大的公共绿地多，体育设施多，大部分都是对公众免费开放，人们可以不分贫富自由享用。在他们那里，体育“不是展现国家强盛的工具，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他因此不无感慨地说：“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金牌小国，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相反，“中国的体育，从少年体校到国家队，好像只有一个目的：到奥运会拿金牌。国际上拿不到的，也要到国内的小奥运——全运会上抢牌子。除此之外，别无目的。于是，体育只剩下一个意义：一切为了竞标，一切为了胜利。因此也形成了赢家通吃的残酷规则，拿了金牌，成为人上人，而其余人，通通变成了失败者，包括亚军在内，只配享受残羹剩饭。至于体育本身的意义，体育与普通国民的关系，不再有人关心，也不再当回事。”

这种中国式的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离开了体育本身，赛场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赛场，体育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体育，称之为体育政治或者政治体育是恰当的，因为在体育当中附丽了太多政治的含义，给体育注入了太多非体育的成分。在体育政治当中，体育更多地承载了一个大国虚骄的民族主义符号，体育成了统治者向世界、向本国人民展示威力、强盛的一个砝码。体育不再是全民身体的锻炼活动，更不可能是培育公民的一项活动，在雅典，人类最早的大规模体育盛会诞生的地方，体育天然地就带有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训练合格公民的功能。王云五先生对于现代体育精神有深刻的领悟，他曾经精辟地指出，一个人从幼年、少年到青年，在体育运动中，可以无形中养成团体精神、正当竞争、守规则、忠诚、毅力、勇敢、忍耐、不骄、不自私等美德。他认为运动场不光是养成优良运动家的地方，也是优良公民的养成所，体育设施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公民教育的设施。这些话，在我们今天听来是何等的陌生、何等隔膜，如同天方夜谭。在以金牌为唯一目标的体育政治与公民美德、公民教育之间，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的关联。

北京奥运会已进入倒计时，奥运会在这个以金牌为目标的体育政治国度，注定将掀起新一轮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狂热，届时连空气中都会弥漫着一种虚骄之气，这种虚骄骨子里其实是虚无和虚弱，类似于生命的回光返照现象，但还是有很多国人会喜笑颜开，在体育政治的光芒中感受大国的荣耀。他们的眼睛会盯住金光灿灿的金牌，盯住一次又一次的成败得失。在他们心目中，甚至连金牌都已不再是一个一场比赛胜负的标志，而是寄托着一个虚荣、虚伪而空洞的“大国梦”，在这样的梦里，人们对“金牌小国”注定了不屑一顾，对于竞赛场上的失败者一定不会给予热烈的掌声。从体育我们可以确信，在这块土地上，政治仍然笼罩一切、涵盖一切，政治覆盖了我们的全部生命，我们不想关心政治，政治还是会时时处处关心我们，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奥运会的精神内核是什么？生活在体育政治中的人们不会去追问。体育精神是什么？早已在体育政治中迷失了方向感的人们不会在意。艾冬梅的金牌能不能卖出去，她们一家人的命运，以及80%退役运动员的命运，又有多少人会放在心上？

[captain]

一针见血！掷地有声！...好文！

[泽雉]

再转傅国涌两篇跟生态环保有关的文章


透支生态的泡沫经济还能行多远?

傅国涌


在被软禁的17年中，赵zy先生对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对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有过许多深入的思考，早在1992年初，他就对老战友宗凤鸣先生说过，生态环境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首要指标。二十几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官方引以骄傲、并以此作为政权合法性的高经济增长率，恰恰就是建立在对生态的掠夺性毁坏上面，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换言之，我们所谓的经济高增长依赖的正是生态透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这个问题，官方开始意识到了，所以才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在前不久举行的一个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科学会理事长王玉庆说了一番真话，他说：“我们经常提到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其实用生态透支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也是一种泡沫经济，这种泡沫迟早要破灭，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发生。”“过去我们总认为环境的一部分，而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从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出发，这种关系是倒过来的。”那就是不能再把环境看成经济的子系统，而是要把经济看作是环境的子系统。他们开始倡导“循环经济”的理念，并推动立法。据说，《循环经济法》将在明年初出台。

当然，这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做文章，是在枝节上下工夫，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那一套，不可能逆转掠夺性破坏生态环境的趋势，不可能逆转泡沫经济的滚滚潮流。因为泡沫经济的背后是不可抵挡、压倒一切的泡沫政治。何谓泡沫政治？就是法国路易十六那种“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末日心态，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维持一天算一天的维持会心态，就是无止境地追求物质利益、人间享乐的跟着本能走，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自相矛盾、言不由衷的自欺欺人，泡沫政治是没有想像力的政治，没有未来的政治，耿耿于怀的就是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每一秒钟所在意的是一己、一家和小圈子、小集团的权位、金钱与享乐，泡沫政治不需要考虑子孙后代，不需要考虑这个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更不需要为人类负责任。在这种政治支配下，捞权捞钱成了硬道理，成为不容讨论、不容置疑的人间法则，每个人都只要对自己的欲望负责，每个人都只能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轨道上运行，否则就是异端，就是另类，就是叛逆，就要面临被边缘化、被淘汰的命运。

泡沫经济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既然这个世上追求其他的一切都是此路不通，到处都是禁区，到处都是墙壁、死胡同，甚至是铁网，甚至是万丈深渊，那么就往一条道上去吧，这条道就是私利。古往今来，恐怕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鼓励人们追求私利。一个政权只允许人们追求私利，只允许人作为物质的奴隶存在，以此来换取政治安全，实际上也是隐含着巨大风险的。这是最典型的短期行为，是以断后路、断子孙路为高昂代价的，这种选择确实让大多数人乖乖地把目光和精力都转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上，从而放弃对其他问题的关注、思考和追求，但是，这种交换本身摧毁了人类赖以存在的两大底线，一是基本的人性道德，一是基本的生态环境。道德滑坡，价值失范，人心涣散，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正在逐渐显示出来，而且会加速度，这是有目共睹的，哪怕是经过千万重过滤、侥幸漏网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也能日复一日感觉到人性底线被毁的危机。竭泽而渔式的经济发展，对大自然无限制的索取，对有限资源的贪婪胃口，对生态环境早已构成严重威胁。曾经令多少人羡慕、向往的云南滇池，遭遇了不敢想象的污染。我们从电视镜头中可以看到，工业污水在继续向湖中排放，湖边的山体遭到疯狂的开采，已经是千疮百孔。太湖蓝藻，无锡水危机暴露出来的也只是冰山一角。江河湖海、山川大地，我们栖息的这片大地，正在泡沫经济的大浪潮中一点点塌陷。老实说，生态透支比政治专制还要来得可怕，政治的缺陷可以通过变革、通过制度的重建得到解决，而生态环境一旦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无法复原的。

时至今日，我们才开始检讨、反省以牺牲环境、透支生态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有些晚了。何况泡沫政治一点也没有退潮的迹象，泡沫经济仍在持续，惯性之强大足以淹没一切善良的意愿。以生态环境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首要指标，离现实还很遥远，即使2008年出台了《循环经济法》也不会撼动什么，更不会改变什么。

[泽雉]

“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都解决了

傅国涌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官位并不显赫，但因为他经常出没于官方媒体，有些出人意料的言论，又具有太子党背景，这些年来一直颇为引人注目。他的一番坦白之言曾引起媒体相当的关注。他说，环保的症结在于官，“在中国的当前阶段，‘官’的作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是起示范性意义的。能不能改变‘官’的行为，决定着一个理念、一个政策能不能成功。把‘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环保问题如此，拆迁问题如此，征地问题如此，教育问题如此，医疗问题如此，几乎所有问题的病根都在官的身上，解决中国问题，首先就是解决官的问题。这不是靠杀一个郑筱萸就能解决的，就是杀掉十个、一百个倒霉贪官，也一定无济于事、杀不胜杀。所谓反腐败，“反”的主动权仍然是在官的手上，无非是以官治官，说到底不过是官场游戏、人治手段。大多数世事洞明、深谙官场规则的官员都知道，倒霉不过是小概率事件，只要严格按照官场规则行事，苦心编织好的官场关系网，把上级学研究好，将拍马溜须献媚作秀那一套套战无不胜的法宝修炼到家，即使出了问题，多数时候也都能够逢凶化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倒霉轮不到自己的头上。那些倒霉的官各有各的原因，腐败只是借口、说辞，背后一定有公众无法知道的内情。所以，在泱泱大陆，反腐败的口号喊得怎么响，公众都很冷漠，对此毫无兴趣。

美国总统布什有一个值得深思的说法：“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在中国这块专制土壤极为深厚的大陆上，驯服统治者，将他们关在笼子里还是一个远未实现的梦想。今天，以帝王一家一姓为核心的“家天下” 时代已成为历史，“党天下”在第一代“打天下、坐天下”的超级强人死后，再也没有人可以成为绝对权威，即使头号领袖也只是其中一个官员，不具有帝王凌驾于文武百官之上的威势，不具有驾驭万物苍生的超人特征，可以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官天下”时代，大大小小的官共同掌握着这个国家的命脉，支配着各种最重要的资源，整个社会都围绕着官转动。在“家天下”时代，整个天下都是皇帝一家的，官只是为他们一家一姓服务的，如果贪婪过度将会触犯皇家的利益，这至少算是一种约束。在“官天下”时代，没有了皇帝，对大大小小的官来说，连这一层约束也没有了。在这里，官是由官任命的，官只对官负责，官与官同舟共济，仿佛是一根绳子上的蚱蜢。由于官的产生不是源自民意，不需要公众的同意，更不需要公众的选择，当然也不可能接受公众的监督，官成为浮在社会之上的一个特殊阶层，官与官之间有共同的利益，他们都是以官为职业，靠山吃山，从这个职业中谋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他们为了利益之争也会有矛盾、有冲突，甚至勾心斗角、你死我活，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只有保证“官天下”的长治久安，才有他们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解决官的问题，几乎是看不到希望的。官的问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希望。

太湖蓝藻事件震惊一时，有传媒报道提出一个疑问，对太湖污染的大规模治理已经十六年，为什么无功而返？原因是一边治理，一边为了经济利益，大量高污染的化工原料、纺织印染、化学制品制造业继续上马，已成为太湖周边的支柱产业。于是，太湖水不仅没有实现变清的目标，反而变猩了。潘岳说，环境指标不真正纳入官员考核制度，就不能杜绝地方官为追求短平快的政绩，和追求暴利的企业相结合，不顾当地的资源环境条件，乱上煤电、化工、钢铁等高污染的项目。这些话只触及问题的表面，即使把环境指标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也只是治标的手段，决不是治本之道。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不是官的考核指标，而是官的权力太大，缺乏制衡，缺乏约束。真正解决官的问题只有一种途径，那就是驯服他们，给他们套上笼头，或者让他们站在笼子里去发号施令，管理公共事务。换言之，就是要形成制约官员的有效制度，这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一方面要通过改变权力授予方式，即改变由官来产生官、监督官的方式，代之以民众可以操作的选举、罢免程序；一方面是开放舆论，实现新闻自由，由全社会来监督官。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任何可能性。

这几个方面都是“官天下”的最大禁忌，“官天下”的存在正好是以新闻垄断和新闻管制为前提的，“官天下”的运行靠的就是权力的内部私下授受，失去了这两个命根子，“官天下”也就坍塌了。“把‘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潘岳的这句话本身说得非常好，作为“官天下”格局中的一员，在他的位置上，他有了一些修修补补的作为，他的不少观点、说法也经常为媒体所追捧，但不知道他能否为真正解决官的问题做点什么，以他在体制内的身份，为推动新闻自由、改变“官天下”做出一些努力，参与创造新的历史，这样的潘岳也将被历史所铭记。潘岳，还有其他“官天下”中人都可以有所作为。当然，这只是一个善意的愿望而已。

[captain]

一针见血！掷地有声！...好文啊！！
中国政治制度不改革（小平同志当年即有论述...），一切问题难于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