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河 主题选项

[拓比]

——航运与传教

第一次读到“漳州河”这个词，是从一本薄薄《东印度航海记》上。1622年，荷兰东印公司的远征船队由澎湖、六鳌、浯屿进入厦门港，其后又逆九龙江而上与沿岸的月港等地进行通商，在荷兰人邦特库船长记录其船队其间活动的航海日记中，多次出现了漳州河的字样。

自由贸易和海洋自由的思想始于阿姆斯特丹。翻开世界航运史，16至17世纪荷兰的海运，把世界上的财富都集中到了阿姆斯特丹，使其在17世纪初成为一个世界贸易、海运和金融的中心。东印度贸易更加促进了阿姆斯特丹的迅速发展，1594年，9名商人组成了“为了遥远的土地公司”，并于1596年首次把由3艘船组成的船队派到了爪哇，以公司组织的形式进行东印度远征。1602年，由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泽兰、代尔夫特等6个城市的议会出资组建组成了联合东印度公司，以有限责任的新体系来排解远征船队出资者的风险。

而在此前的漳州河口，海上民间贸易已经相当活跃。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葡萄牙远征商船沿“地理大发现”开辟的东西新航路远航东方，第一次来到中国闽粤沿海，与来自漳州河沿岸的中国商人悄悄在厦门港外的浯屿进行交易，其后更在厦门设立公行开展贸易，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以漳州河沿岸为主的海上民间贸易不断发展，迫使明政府与时俱进，于1567年开放了海禁，将位于漳州河江海汇合处的月港定为对外通商港口，开放洋市，一时商贾之集，梯航万里，漳州河的航运和贸易走向鼎盛，纳入了世界贸易的体系。

清初郑成功集团割据闽南，采用以商养兵、通洋裕国的政策，垄断东南沿海的国际贸易，漳州河再次有过历史性的昌盛。日后虽经历了清政府“迁海”废地及通商口岸内移厦门的变迁，直到三百年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漳州河沿岸的码头都还在同航。漳州港桥、城区内河的浦头港、湘桥的九十九湾等曾经都是著名的港口；位于漳州河上游的平和航运社曾经拥有100多条大船，远近闻名。

发源于南靖和平和的九龙江西溪全长139公里，在龙海石码段与北溪、南溪汇合后直奔厦门，流入大海。欧洲远征船队眼中的漳州河，就是充满魅力的九龙江西溪。

虽然《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一书中在叙述闽南于1635年间开教时并未提到传教士是否由漳州河一路西进，如今漳州河沿岸依然保留着的码头与教堂相邻的景象，让我们想起林语堂当年的文章：漳州河水路能到达的地方，就有传教士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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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

兄弟我早已习惯地称九龙江口为“漳州河口”了...

[拓比]

明代初年，浯屿水寨曾经是闽海五澳之一，却不曾阻挡这个厦门港外的小岛成为漳州河沿岸私商们的冒险乐园。1452年，水寨撤防后，漳州河流域的繁华和富足遂直逼苏杭了。


今天的浯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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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比]

位于九龙江出海口的鸡(圭)屿，紧接其后也成就过一阵辉煌。


今日的鸡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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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比]

位于漳州河出海口南岸的石后，在经历了近六百年沉浮后，有幸被纳入前清中国洋务运动硕果仅存的招商局的发展计划，于1992年创建了招商局漳州开发区，坐拥28公里的岸线资源，已建成5个各类大型码头，成为国家一类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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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比]

月港，又名月泉港，位于今龙海市海澄镇西南漳州河下游江海汇合处。从海澄镇顺漳州河而下至海门岛的这段河道，其形如月而得名月港。

明初漳州平原的粮食与经济作物生产进入黄金时代，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迅速发展，造船业和航运业相当发达。漳州河上游的南靖、平和等县和九龙江北溪上游的漳平、华安以及汀州府地生长的大量亚热带雨林，为漳州河下游修舶造船提供廉价的材料。早在宋代，漳州与福州、兴化、泉州并称福建四大造船地，到了明初成为著名的“福船”制造地。

大量农作物的商品化输出和手工业原料的输入，民间海上贸易传统的兴盛，加上远离福建行政中心的漳州河口港汊曲折、岛屿棋布而易于违禁通番，地处漳州河口的月港在元末泉州港因淤衰落后，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月港仅仅风光了约二百五十年，十七世纪中叶，风水便轮转到了漳州河外的厦门。

是厦门铺垫了月港，还是月港成就了厦门，其中因缘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回答，但有一点不可忽视的史实就是当六百一十年前厦门人还在低着头垒石筑城的时候，月港海商已在漳州河沿岸唱戏宴乐。福建海港的发展，从汉唐时的福州港到宋元时的泉州，明代的漳州以及清代的厦门，经历不同的时期而形成四大古港，回顾起来是一段很有意义的历史。


月港不再，重归平静的海澄普贤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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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澄的港汊，恍惚间似乎还可见当年的帆樯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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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比]

石码大宫码头背后的天主堂，是现在沿漳州河而上所能看到的第一座教堂。

靠漳州河上游方向的石码镇与现在的海澄相邻，虽然未得太多的时间再去查索《海澄县志》，应该可以断言该岸段当年也是月港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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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比]

龙海置县的历史已近一千五百年，1960年与海澄合并，1993年设市于石码。在这个基本保留原汁原味的漳州河江滨古镇，许多角落还可以映照到厦门历史的缩影。


锦江道，榕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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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中亦西的宛南亭，当街伫立在新旧建筑之间，走近细看竟还是大乘佛教的一个袖珍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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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板铺就的大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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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比]

六百年杯光酒影，漳州河畔当年的盛筵成了今天的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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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蜂]

拓比带我走入了一个丰富的历史世界

[拓比]

一队来自石码沙地内村顺泽宫的信众正在漳州河畔与从厦门请香归来的同伴会合

石码、白水和港尾等地的不少寺庙供奉现玄天上帝，香火大多从厦门鹭江道旁一座很不起眼的清代古庙武西殿请来。农历三月初三是玄天上帝的生日，每年快到这个节庆的前一个星期天，沙地内的老少爷们——不论是在外为官的，还是经商求学的，或者市井平民，甚至在家古惑的，悉数套上印着兵字的马甲，聚集到庙前。家长派出一拨人先行于早晨搭船前去厦门主庙请香，大队人马在下午浩浩荡荡地穿越市区，来到漳州河畔迎接香火，会合后再载歌载舞返回村内的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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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比]

如今，远眺漳州河畔热闹场面的武西殿真正体验了名声在外，当厦门人已经很少注意到这座和平客运码头对面山坡上的小庙时，远在三十几公里水路外的石码却有很多热情的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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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

岁月如梭......月港——往日辉煌，如今水葫芦代替洋人形成真正的物种入侵......

[拓比]

落籍在漳州河下游的“闽龙渔”，大都油漆甫新，色彩明快，男女老幼相聚一船，犹如浮动的家园，船开到哪里，家就在哪里，周围的海面就是劳作的田园。

渔船上晾晒的衣物、尿片与网具、钓线相对成趣，独具海上生活的氛围。比起厦门港那几艘暮气沉沉的“闽厦渔”，漳州河上的渔船要有活力的多，如同六百年前的过去。甚至当保钓人士租用的“闽龙渔”与日本海警的巡逻舰遭遇之时，龙海渔工奋力掷出的鸡蛋也并不比保钓人士的少。

跟随这些“闽龙渔”出海作业，一定会有很多生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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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喜鹊]

楼主的这类研究也很有意思。

[蓝色]

十六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与漳州月港的崛起

李金明

十六世纪是中国海外贸易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广东地方官无视朝贡贸易的原则，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促进了私人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东来的葡萄牙殖民者在福建、浙江沿海的走私贸易，不断对海禁发起冲击，倭寇的骚扰与掠夺，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在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到国外贸易。本文拟对这些变革，以及漳州月港的崛起作一初步的论述。

一

明初厉行海禁，“申禁人民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1]。对于海外国家来华贸易，明朝政府则采取鼓励政策，要求他们以“朝贡”的形式来华进行贸易，史称“朝贡贸易”。这种贸易由明朝政府直接控制和垄断，隶属于市舶司管理。如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中所说：“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明矣”；“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2] 朝贡贸易在明初，几乎成为唯一合法的海外贸易途径，而至十五世纪末则明显地走向衰落。据《明实录》记载，自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六年（1493），海外诸国由广东入贡者仅占城、暹罗各一次，而在广东沿海私通海外船舶者却络绎不绝[3]。进入十六世纪后，随着非朝贡船只的不断增多，以及广东地方政府急于从海外贸易中牟利，朝贡贸易这唯一合法途径遂被冲破了缺口。

正德四年（1509），有一艘暹罗船遭风漂到广东境内，这种遭风商船一般不属朝贡船只，按规定是不准进行贸易，但广东地方官以作军需之用为借口，征收其货物税，同意其进行贸易，开创了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的先例。这种先例翌年得到朝廷礼部的肯定，认为“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既非敕书所招，又非旧例所载，不是朝贡船，不属市舶司的职权范围，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管[4]。这样一来，准许一般外国商船入口贸易则成为合法，这在明代海外贸易史上不能不说是一大变革。

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朝贡贸易原则，使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这在厉行海禁时期，当然会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如正德九年（1515），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就以“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为由，上奏朝廷，请求“宜亟杜绝”。后经礼部下令广东抚按等官，“禁约番船，非贡期而至者，即阻回，不得抽分以启事端，奸民仍前勾引者治之。”[5] 但这个命令作用不大，非朝贡船入口贸易仍继续在进行，故巡按广东御史高公韶于第二年又上奏朝廷，认为这种做法造成“诸夷交结奸民肆行剽掠，贻患地方”，请示礼部再申禁约，以杜后患[6]。而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却从兴利方面进行辩解，并以“缺少上供香料及军门取给”为理由，请求把这种“不拘年份，至即抽货”的贸易形式以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得到抚按官员及户部的许可，于是广东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呈现出一派“番舶不绝于海澨，蛮夷杂遝于州城”的繁荣景象[7]。

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后，海外国家的商船无需再受朝贡贸易的限制，可以不拘年份，不验勘合，随到随抽分，只认货不认人，这就给一些原来不准许进入广州贸易的外商（如葡萄牙殖民者）以可趁之机，他们“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监察御史何鳌将此恶果归罪于吴廷举，认为“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请求朝廷下令“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8] 于是，至嘉靖元年（1522），海道副使汪鋐驱逐葡萄牙殖民者后，即禁止非朝贡船入口贸易，且因噎废食，把安南、满刺加诸番船尽行阻绝，遂使广州市井转向萧条。这样做法，对广东官员最为不利，他们的月俸多数以番货充代，如今番船不来，番货缺乏，他们的生活将直接受到影响。因此，提督两广侍郎林富即上疏列举了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的四大好处：一是抽分货物足供御用；二是两广连年用兵，库藏日耗，藉抽分可充军饷，以备不虞；三是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在库番货，旬月可得银数万两；四是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展转贩易，衣食其中。他强调指出，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是一种助国裕民、两有所赖的积极措施，是“因民之利而利之，非开利孔为民梯祸”[9]。这个奏疏得到朝廷的批准，广州遂复开番舶之禁，重新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使海外诸国除葡萄牙殖民者外，均已“市舶阜通，舳舻相望”[10]。

然而，准许非朝贡船入口贸易亦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有些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为逃避抽分，省却陆运，由福建人导引改泊海沧、月港，由浙江人导引改泊双屿，每年夏季而来，望冬而去，肆无忌惮地进行走私贸易[11]。其中尤以葡萄牙、彭亨诸国为猖獗，“入港则佯言贸易，登岸则杀掳男妇，驱逐则公行拒敌，出洋则劫掠商财”[12] 。就以浙江双屿来说，嘉靖二十七年（1548）巡视海道都御史朱纨捣毁该港时，见东洋中有宽平古路一条，因走私人货往来之多，四十余日寸草不生，而在外洋往来之走私船舶就达1290余艘[13]，可见当时走私贸易之盛。而沿海地区（如漳泉等处）的奸民亦无视海禁条例，“倚结势族，私造双桅大船，广带违禁军器，收买奇货，诱博诸夷”[14]。广州隔海五里外的游鱼州居民，更是钻官方抽分不及时的空子，频繁地进行走私，“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广州府城）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磁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赶月，习以为常”[15]。在这些走私贸易的冲击下，海禁几乎成为空谈。

二

十六世纪，西欧殖民者开始东来。葡萄牙殖民者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后，则迫不及待地想打开对中国贸易的大门，以垄断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从中攫取巨利。但当时明朝政府实行海禁，不准他们随便进入中国贸易，当1522年他们被海道副使汪鋐驱逐出广州后，即在福建和浙江沿海的偏僻小岛上寻找居留地，开始从事走私贸易。其中最主要的居留地是宁波附近的双屿和厦门南边的语屿、月港[16]。他们在双屿设立了各种行政机构，俨然象个殖民地。据记载，在1540~1541年，他们已在双屿建造房屋1000多所，花了大约3000~4000达卡银币，在那里居住有3000多人，其中葡萄牙人1200人，其余为各国的基督教徒[17]。他们利用精良的武器和船只，公然从事走私活动，“所至之处，硝磺刃铁，子女玉帛，公然搬运，沿海乡村，被其掳夺杀掠，莫敢谁何，至杀伤官兵，上司亦莫敢问”[18]。而中国某些海盗商人，如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亦勾引他们络绎往来于浙海，在双屿、大茅等港进行走私[19]；有些沿海居民为利所诱，也交通接济他们，以“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罇，率得厚利，驯致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不复知华俗之变于夷矣”[20]。

自1548年双屿港被填塞后，葡萄牙殖民者则把走私贸易转到厦门南边的浯屿。当时的浯屿指挥丁桐和去任海道副使姚翔凤受金黩货，纵之入境，漳泉商人辄潜往浯屿与之贸易。巡海道柯乔、漳州知府卢璧、龙溪知县林松发兵攻打葡萄牙船，不克，走私贸易更加猖獗，当地居民如长屿喇哒林恭等，为之前后勾引，大担屿民姚光瑞等110余人，为之往来接济。面对这种情况，巡视浙福都御史朱纨为断绝葡萄牙的走私贸易，再次发兵攻打之，擒获葡萄牙首领3人，并通贩者90余人，命令柯乔及都司卢镗就地斩之，葡萄牙船才从浯屿撤走。

葡萄牙殖民者的走私活动，虽然使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受到冲击，但是真正促使明朝政府开放海禁的还是大规模的倭寇骚扰。众所周知，十六世纪的日本，手工业生产远没有中国发达，所需要的丝绵、药物、器用等均仰给中国，不能缺。据说当缺货时，湖丝每100斤价至五、六百两银，丝绵每100斤价至200两银，红线每斤价至70两银，水银每100斤价至300两银，针一根价7分银……[21]；加之两国之间的金银比价相差较大，当时的日本，由于岩见及其他地方新银矿的发展，加上16世纪末20年日本的政治事件和丰臣秀吉的侵略朝鲜，使日本的黄金需求大受刺激，于是，日本的金银比价远远超过中国。据记载，1592年在日本，丰臣秀吉规定的金银比率为1:10，但稍后几年似乎都波动在1:12或1:13之间，而同时在广州的比率却低至1:5.5，很少高过1:7[22]。因此，把日本银运入中国购买货物一般可获巨利。这就是日本诸大名、寺社均把入明朝贡当作赢利之机的原因所在，有的甚至把某种资金的筹集都寄托在入明朝贡上。如正统十二年（1477）日本京都天龙寺遭受火灾后正兴工重建，为筹集营建费，在景泰四年（1453）入贡的9艘船中，最重要的3艘：1号、3号和9号船就是由天龙寺派遣；正德六年（1511）的入贡早在弘治十一年（1498）就已开始计划，当时相国寺长老计议，该寺开山祖义满的百年忌辰为期已近，为了筹集举办忌辰的经费，要求派遣相国寺船3艘，但由于大内与细川两氏的争执，几经周折后，结果被挤掉了[23]。

然而，明朝政府对日本的朝贡限制却比较严，不仅船数少，而且贡期长，远远满足不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经常为取得勘合，派船入明朝贡而剧烈地竞争着，这种竞争到后来终于发展成宁波的拼杀事件。嘉靖二年（1523），细川氏使臣宋素卿伙同瑞佐前来朝贡，先于他们到达宁波的是大内氏使臣宗设。按规定：“凡番贡至者，阅货宴集，并以先后为序”[24]，但市舶太监赖恩因受素卿贿赂，故违例先盘阅瑞佐贡船的货物，设宴时又让瑞佐坐宗设之上，宗设于是大怒，与瑞佐忿争相仇杀，焚嘉宾堂，劫东库，大掠宁波，夺船扬长而去。案发之后，宋素卿被捕下狱，两年后瘐死狱中。给事中夏言以此奏罢市舶，中日关系遂中断达17年之久。

嘉靖十八年（1539），日本国王源义晴复遣使硕鼎等来贡，明朝政府虽予以接待，宴赏如例，但仍强调“贡期定以十年，贡使不过百名，贡船不过三只，违者阻回”[25]。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源义晴再遣使周良来贡时，因贡期未到，贡船、人数均超过限制而被阻在舟山群岛停泊了10个月，次年春天贡期到后，始准许入贡。此后，日本方面因大内义隆在天文二十年（1551）为其臣陶晴贤所杀，在纷乱中失去勘合，遂中止派遣入明朝贡[26]，中日关系再度陷入僵局。

自中日之间朝贡关系中止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即全面遭受倭寇的骚扰，“联舟数百，拥众数万，沿海如杭之海宁，嘉兴之嘉善、海盐、平湖、嘉秀等县；南直隶则松江之华亭、上海，苏州之昆山、嘉定、常熟、太仓、长洲，常州之江阴、靖江、无锡，扬州之通州、海门、如皋，贼至必焚毁室庐而烟焰数十里，劫杀人民而死亡动数千人”[27]，使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大损失，严重地破坏了沿海一带生产力的发展，“吴粤之民食不暇炊，卧不安枕，农夫释耒，红女寝机。甚则族类离散，逃窜别邑，或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其死伤者，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沿海郡县几为丘墟”[28]，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嘉靖倭患”。从此之后，明朝政府严海禁，调兵将，在东南沿海掀起了一场剿灭倭寇的大规模战争。至嘉靖末年，倭乱基本平定后，明朝政府不得不考虑改变海禁政策，批准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议，于隆庆元年（1567）在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到国外贸易，这可以说是明代海外贸易史上的又一重大变革。

三

漳州月港的开禁之所以说是“部分”，是因为对日本的贸易仍属严禁之列，且只准许中国商船到海外贸易，而不准海外诸国商船来华贸易。至于漳州月港在此时崛起，一跃而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凭藉的不是港口自身的优势，因月港既无直接的出海口，又非深水良港，海外贸易船由此出海，需数条小船牵引始能行，一潮至圭屿，一潮半至厦门[29]。那末，月港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是月港一带猖獗的走私活动使其然。月港地处漳州南部，“外通海潮，内接山涧”，“僻处海隅，俗如化外”，统治阶级鞭长莫及，早在成化、弘治之际就成为海外走私贸易商麇集的地方，崇祯《海澄县志》曾记述其“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鹜争驰”，已享有“小苏杭”之称[30]。正德年间，当地豪民又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从而诱引海寇商人在些纷争不休[31]。嘉靖时，因前来广州贸易的外商“欲避抽税，省陆运”，纷纷由福建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32]，月港遂发展成为中外走私贸易的汇集地。而从事走私贸易的闽人，亦皆由月港出洋[33]。

月港猖獗的走私活动很快引起了明朝政府的注意，他们开始在这偏僻的海隅设立防海机构，以镇压走私活动。嘉靖九年（1530），福建巡抚都御史胡琏把巡海道移驻漳州，在海沧置安边馆，每年由各府派通判一员住劄，这就是月港防海机构的首次设置。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制止走私活动，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纨为福建巡抚时，则立保甲，严接济，并拟在月港设县，而当时的走私活动已较为收敛，故设县之议暂时被搁置下来。嘉靖三十年（1551），走私活动再次猖獗，明朝政府只好于月港建靖海馆，由通判往来巡缉；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福建巡抚谭纶更靖海馆为海防馆，设海防同知以“颛理海上事”。尽管海防机构不断升级，海防力量逐渐增强，但是月港的走私活动仍未见减弱，于是，明朝政府不得不考虑扩大行政建制，以加强对月港的管理。嘉靖四十四年（1565），知府唐九德建议将龙溪、漳浦各割一部分成立海澄县，经福建巡抚汪道昆、巡按王宗载报请批准后，海澄县即正式设立[34]。就在设县的第二年（即隆庆元年），明朝政府宣布于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申请文引，缴纳税饷出海贸易。这样做，主要是沿袭闽人通番皆由月港出洋的习惯，以免中外走私船只麇集于月港，造成地方大受其扰，以保持“境内永清”[35]。

其次，是月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然。月港为一内河港口，其出海口在厦门，月港的管理官员仅需在厦门设立验船处，则可以对进出商船实行监督，以免出现隐匿宝货，偷漏饷税等现象。且当厦门出现倭患或海寇掠夺的警报时，停泊在月港的商船可来得及采取防范措施。这在当时走私严重、倭患猖獗的形势下，是作为私人海外贸易港必备的重要条件。另外，月港地处海隅，距离省城甚远，非市舶司所在地，海外贡舶一般不由此入口，不至于发生扰乱事件。邓锺在论述海禁开于福建的原因时，就指出了这一点：“海禁开于福建为无弊者，在中国往诸夷，而诸夷不得入中国也。”[36] 这种开禁情况在当时的广东和浙江就行不通，因广州一般仅准许外国商船入口贸易，且因葡萄牙殖民者窃踞澳门，在海口设小艇以掩护走私船只，不时造成威胁，故私人海外贸易船不宜由此出洋。在隆庆中，总制两广的殷正茂曾有打算“听民与番人互市，且开海口诸山征其税”，但为番禺知县沈思孝反对而未能实行[37]；浙江宁波则因离日本较近，容易受倭寇骚扰，嘉靖四十四年（1565）虽有人曾提议开禁，但受到浙江巡抚刘畿的极力反对，认为浙江沿海港口多，兵船少，最难防御，如一开禁，即岛夷啸聚，危害非浅，于是亦未曾实行过[38]。可见漳州月港的崛起，依靠的不是港口自身的优势，而是当地猖獗的走私活动，以及僻处海隅的特殊地理条件。简言之，是十六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的特殊形势使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漳州月港的崛起不是顺应当时国内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而是明朝政府为缓解因海禁造成走私问题严重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因此，明朝政府制定了“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的政策，对海外贸易商实行种种限制，即“凡走东西二洋者，制其船只之多寡，严其往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峻其夹带之典型，重官兵之督责，行保甲之连坐，慎出海之盘诘，禁番夷之留止，厚举首之赏格，蠲反诬之罪累”[39]。这种种严酷的限制，注定了当时的海外贸易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也注定了漳州月港只能是一个短命的贸易港。再加上当时频繁的海禁，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因日朝战争而实行过一年海禁；天启二年（1622）因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岛，拦劫商船，杀人越货，又实行过一次海禁，直至天启四年（1624）福建巡抚南居益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澎湖后才开禁；崇祯元年（1628）又因海寇猖獗，再次禁洋船出海，至崇祯四年（1631）始开禁[40]；此后似乎又实行过海禁，否则给事中傅元初不会在崇祯十二年（1639）仍上疏请开洋禁。如此频繁的海禁使月港几乎成为死港，“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生路阻塞，商者倾家荡产，佣者束手断餐，阖地呻嗟，坐以待毙”[41]。

漳州月港崛起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它对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却有着重要的贡献。就以当时制定的饷税制来说，每艘出海贸易的商船均需到海防馆登记，填明货物种类、数量、船的大小以及所要到达的国家，由海防官发给商引，每引应征税若干，称为“引税”，也就是一种许可税。每艘商船还必须缴纳“水饷”，即船舶税，以船的梁头尺寸为标准，规定西洋船面阔一丈六尺以上者，每尺征饷5两，每多一尺加银5钱；东洋船颇小，量减西洋船的30%；而鸡笼、淡水因地近船小，每船面阔一尺，征饷五钱[42]。商船运回来的货物需缴商品进口税，称为“陆饷”，其税率大约为2%，即“每货值一两者，税银二分”[43]。另外还征收一种称为“加增饷”的附加税，仅征于往东洋吕宋贸易的商船。这些饷税的征收改变了以前的抽分制，它标志着我国历史上征收海外贸易税已从实物抽分制转向货币税饷制，这在关税征收上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其实，当时漳州月港制定的饷税制已初具近代关税征收的雏型，已为清初厦门海关的设置开了先声。它直接影响到当时广州和澳门进出口税的征收，在广州，原先对入口的外商也是采用抽分制，到隆庆五年（1571）因外商报货奸欺，难于查验，遂改为丈抽制。这种丈抽制同月港实行的水饷制一样，都是以船的大小来确定税额，其规定是，西洋船定为九等，后因外商屡请，量减抽三分；东洋船定为四等[44]。在澳门，明朝政府设有市舶司专门征收进口税和停泊税，这种停泊税亦同月港征收的水饷一样，均是以船的大小来确定税额。每当船舶到达港口时，由守澳官通知市舶司官员，把货单转交给他们，然后在确定的日子里，由市舶提举或其所委官员在守澳官和船长的陪同下，上船进行丈量，按船的大小来确定停泊税额，以防止葡萄牙的军舰没有任何丈量税可收[45]。

漳州月港的另一贡献是设置了督饷馆。当时由于申请出海贸易的商船不断增多，饷税额急遽上升，遂引起明朝政府的怀疑，认为海防同知负责征收饷税的时间长，可能暗中操纵税额的赢缩，不尽如实申报，于是决定每年由全省各府选派佐官一人轮流负责征收。万历二十一年（1593），明朝政府把设在月港的海防馆改为督饷馆，开始了每年一更替的轮流督饷[46]。督饷馆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对当时的关税征收起了轮流监督的作用，既可防止贪污舞弊，又可使这些官员有机会接触海外贸易商，及时了解他们的疾苦，以提出废除弊端的各种建议，对当时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推官萧基提出《恤商厘弊十三事》，揭露了当时对海外贸易商进行敲诈勒索的种种弊端，并提出各种相应的更正措施；负责监督万历四十二年（1614）饷税的海防同知卢崇勋，在商船遭受台风袭击，数十万洋货一飓立尽的情况下，亲赴现场慰问受难船商，毅然减去当年饷税的征收，使不少船商免于破产等等[47]。

总之，漳州月港崛起是十六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特殊形势的产物，它虽然维持的时间不很长，但在中国海外贸易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它实行的饷税制以及设置的督饷馆，不能不说是关税征收和关税管理上的一大进步，至今仍有着借鉴作用，漳州月港崛起的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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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港的兴起，始于14世纪中叶的漳州河沿岸民间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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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河口的海门岛，历史上也曾经担当过民间海商与西方远征船队开展交易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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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河在靠近出海口的海澄、紫泥、浮宫、角美岸段，伊旧生长着大大小小成片的红树林，坚然地支撑日益被围堵的湿地。谁能想到这些红树林六百年前曾经成就过举世闻名的漳州月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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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河下游的海上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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