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区的很多活动是经济活动——访动物行为学博士约翰·马静能(zt) 主题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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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的很多活动是经济活动——访动物行为学博士约翰·马静能



约翰·马静能长达14年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主席。

1947年出生的他，走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植物园里，健步如飞。偶尔，他会在一棵老松树下停下来，仰头举起相机，对着高高的树梢转换角度接连按下快门。如果不是在事后看到他相机里那些鲜见的鸟儿，一般人无法了解他在拍些什么——那些羽毛黄、绿相间，在树枝、树叶间隐藏得很好的鸟儿，似乎只有他那经长期训练而成的特别敏锐的眼睛才能捕捉得到。他开玩笑称自己为“鸟人”。不仅如此，他还能够在百兽嘈杂的大森林里，靠耳朵听闻的细微声音迅速感知红猩猩的方位。他模拟动物的叫声特别惟妙惟肖，堪比相声中的口技。
他是第一个到越南工作的西方生物学家，把WWF的物种保护项目带到了越南。在越南和老挝边境，他发现了体积庞大的剑角牛，被誉为“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在过去100年里，人类新发现的哺乳动物总共只有10种，3种和他有关。他曾在原始森林里和大象、熊搏斗都没有受伤，右手缺失的小拇指是他向往的野性力量40年来惟一在儒雅、清朗的他身上留下的小小警告。
国际知名生物保护专家约翰·马静能（John MacKinnon）长达14年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主席，现为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宣传教育子项目负责人。在英国总领馆文化教育处日前在昆明举办的“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媒体研修班讲座间隙，记者采访了这位集著书、制片等多种才能于一身的动物行为学博士。
问：您曾与著名动物生态学家珍妮·古道尔一起在非洲考察黑猩猩等野生动物。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马静能：我舅舅曾经在肯尼亚政府部门任职，认识当时正在非洲工作的珍妮·古道尔。大学毕业后，我让舅舅帮我找一些可以去非洲的项目，他就把我推荐给了这位老师。遇到珍妮·古道尔之后，我还从她的丈夫——《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位摄影师身上学到了很多摄影技术。
问：您对野生动物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吗？
马静能：我有4个姐妹，她们都喜欢养宠物，但我不喜欢这类可爱的小动物，我从小喜欢可怕的野生动物，像蜥蜴、老鹰、蛇之类的。在我12岁的时候，英国有个NGO为鼓励年轻人接近大自然，举办了一些夏令营活动。我去参加了3次，听了一些有关地质、自然生态方面的讲座。这样，其实在13岁前，我就对大自然有了不少了解。上大学时，我非常喜欢自然历史，一心想去自然保护区工作，向往怀着孩子般的心情，去体验发现的喜悦。但现在，我也知道了其中的危险。
问：谈谈你发现Saola的经过吧。
马静能：上世纪90年代初，我正负责WWF与IUCN的一个项目，在越南和老挝边界长山山脉的一个小村庄里工作的时候，看到了一种很奇怪的角，追查之下发现那是一种长得很像羚羊的野牛的角。这种野牛（当时以发现地为其命名为“Vu Quang Ox”，后来改用越南当地的名字“Saola”）以前从未被发现过。在 20世纪末居然还能出现大型有蹄动物的新种，这在当时成了轰动全球自然保护界的大新闻。其实，《东南亚鸟类图鉴》的编者Craig　Robson在1980年代末也到过那一带，当地人也给他看过一些很怪的角，但当时他认为那是山羊角，没有加以重视，后来他肯定那时看到的就是剑角牛的角时，简直后悔死了！
问：听说您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86年。当时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状况是怎样的？
马静能：当时中国只有300个自然保护区，还没有相关的NGO，也没有任何介绍鸟类、禽类的书籍，大多数中国生物学家跟着俄罗斯生物学家采集标本，主要研究一些有经济价值的动植物。
问：这二十多年里，您在中国开展了哪些工作？
马静能：二十多年里，我呆在中国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我编了一本介绍鸟类的中文书籍——《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其中包含了1288种野生鸟类，并附有很多图片向读者介绍如何识别鸟类。这本书现在被许多观鸟团队使用。去年我编了一本关于中国哺乳动物的书，在其中收集了488种哺乳动物。事实上，对小型哺乳动物的识别比对鸟类的识别更困难。你要把它们逮住，近距离地观察其牙齿、身体结构等。在中国，光鼠类就有三十多种。
问：您提到环保人士要选择合适的场合向公众传递自己希望传递的信息，能否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吸引公众对那些陌生野生鸟类的注意力的？
马静能：比如，在中国南方、泰国和越南境内有一种濒临灭绝的鸟，我说出它的名字你肯定就能记住它。它叫“mother-in-law bird（丈母娘鸟）”。相传有一个男青年很讨厌他的丈母娘每天中午睡觉时打鼾的声音。有一天中午，丈母娘又鼾声如雷，男青年实在忍不住了，就拿了把斧头去砍他们住的木房子的桩架。丈母娘鸟的得名就因为它的叫声像斧头砍木桩发出的声音：笃，笃，笃，笃……
问：您虽然是个鸟类学家，但似乎一直非常关注生物多样性问题。
马静能：物种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就像许多本同种书和由一批不同的书组成的图书馆的关系，其所包含的知识价值是不同的。生态系统就像一幢房子，其门、窗等部件被取走得越多，房子就越脆弱。
在英国，有一种蜜蜂是非常适应寒冷气候的，但全球变暖之后，它们只能往北迁移，越过苏格兰再往北，它们就只能掉到大海里去了。所以，现在它们已经濒临灭绝。北美、欧洲的一些蜜蜂则因体内生寄生虫而死去。在中国四川地区，苹果树因为缺少蜜蜂而需要人们搭着梯子为其进行人工授粉……
人们可能没有想到，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每年预计高达16万亿至6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10%。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投资回报可高达成本的300倍，没有任何一桩生意可以有这么高的投资回报率。
问：在中国，您看到了哪些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利的现象？
马静能：中国和印度不太一样。印度很脏，人们对自己的外观也不太注意，但在印度，到处都有鸟，哪怕是在尘埃中飞翔。猴子也会进到人们住的屋子里偷东西。因为印度人信佛教，比较尊重大自然，提倡素食，不怎么吃动物。中国虽然在过去，道家也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但这些信念现在受到了商业化消费的冲击，给自然保护带来很大的压力。要让人们珍惜自然，也许得从娃娃抓起。
我去年夏天去了趟北京的动物园，看到许多游客对着兽笼大叫，向动物扔矿泉水瓶等东西迫使它们作出反应。很少有关于那些动物的具体介绍。这样，去动物园也不能形成人们对动物的良好态度。动物园现在更关注的是怎样把房子修得更漂亮，吸引更多的游客，靠门票挣更多的钱。在香港，去动物园是免费的，这是政府的责任——为了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动物。
问：听您这么说，最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好像还不是科技。
马静能：自然保护其实是一种人际关系的调整，与科技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年轻的生物学家对实地考察不感兴趣，喜欢用一些高科技手段（如：DNA检测等）来开展研究，我称这为“还没有学会走路就想跑”。他们用高科技只是为了炫耀，而不是真正出于保护生物的目的。我从前还是个IT专家呢，但我并不觉得高科技在物种保护中有多重要。科技的应用有时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不再关注一些根本的东西，就像计算机可能会摧毁我们的生活。但即使没有电脑、GPS、远程控制系统，也可以很好地开展保护，人们首先应该做很好的观测和记录。
问：您觉得目前中国的保护区做得怎么样？
马静能：现在中国大约有2000个自然保护区，每个保护区有近200名工作人员。他们每天在保护区里到处走动，但很少有人能够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详实地记录下来。很多保护区的设立并不是因为人们真正认为它们值得保护，保护区的很多活动还是经济活动。中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要对生物进行很好的观测和记录，先要很好地了解物种，所以我编了关于鸟类和哺乳动物的书，但其它物种的相关书籍仍然缺少。应该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有时，新的信息不断出现，你需要不断地对旧有信息进行调整，事实虽然是事实，但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所有的真相。

摘自【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1131